随着郭美美事件的曝光，中国红十字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而一直宣称与红会没有从属关系、进行独立第三方监督的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被爆经费、场地、人员都由红会提供，更加剧了人们的不信任。

    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让我想起民国时期红十字会总干事林可胜的事迹。通过林可胜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红十字会运转的相关情况，鉴古知今，或许可以为当下红十字会的发展提供镜鉴。

    也许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林可胜是个陌生的名字，其实他也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林可胜原籍福建，1897年生于新加坡，其父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的第一桶金源于他的橡胶产业，那时候，东南亚一带并不出产橡胶，林文庆曾帮助陈嘉庚把原产巴西的橡胶移植到了东南亚。当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邓萃英辞职后，陈嘉庚就让林文庆继任了校长一职。

    林可胜的母亲则是同盟会著名会员黄乃裳的女儿。后来，他还娶了国民党大佬张静江的小女儿。

    有着这样的世家背景，林可胜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早年留学英国，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92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四年后又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此后不久，林可胜回国，在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系教授。在当时，协和医学院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而林可胜和写过《营养学概论》的吴宪，则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两人也是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的成员。

    在专业领域，林可胜发表过一系列相关论文，并与吴宪一起创办了当时在国际学术界有很高地位的《中国生理学杂志》。胡适曾在致《民族晚报》主编李少陵的信中评价林可胜，说“林先生是第一流的生理学者”。

    与此同时，作为知识分子，林可胜对于以公益事业著称的红十字会也颇有兴趣，他1933年出任红十字会总干事，筹划救护总队，并自任总队长。

    据《周美玉先生访问记录》一书回忆，1937年抗战开始时，林可胜正在欧洲休假，听闻抗战开始，立即回国，参与战地救护工作。并于1938年在湖南长沙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由此而建立起军医制度。

    自1938年到1944年6年间，林可胜共募捐善款6600万美金。作为当时的红十字会总干事，林可胜得到了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交口称赞。

    作为红十字会的总干事，林可胜并不是由官方认定的，而是由民间推选出来的。

    林可胜之所以被推选出来，主要是源于他的声誉与人望。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林可胜，对于声誉极为珍惜。

    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林可胜更是以身作则，洁身自爱。据周美玉回忆：林可胜离台赴美时连路费也没有，为筹集路费，只好变卖家当，最后连袜子也卖了。

    对林可胜在红十字会的表现，胡适曾在1941年2月7日致陈布雷的信中予以高度肯定。他说：“中国红会近年在国外之信用与声誉，实由林可胜在科学医学界素负重望，又其办理救护事业勤劳清慎，实足令人敬服。”

    在对物资的发放上，对捐款与赠品，林可胜要求必须列有清单，以备查看。与此同时，林可胜还坚持国家高于党派之上。

    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因此在林可胜看来，红十字会的物资不仅应该发给国民党，也应该发给共产党，因为在他的眼中，政党之上更有国家在。

    因此，林可胜曾将许多物资发放给延安，而这引起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的不满。1941年，遭遇压力的林可胜有了辞职的念头与打算。

    对于林可胜辞职一事，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蒋介石之间函电往来不断。总体说来，胡适是力挺林可胜的，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则对林可胜有些不满，认为林可胜思想左倾了。

    当时，听闻林可胜辞职的风声，胡适于1941年2月7日致电陈布雷转蒋介石说，美国红十字会听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辞职，表示不安，可能影响总统已内定的500万至750万美元救济药物，要求蒋介石“留心此事，勿令群小把持，破坏我国红会在海内外辛苦造成之荣誉”。

    面对胡适的电询，13日，蒋介石复电说：“林可胜并无更调之说，即有此事，亦必嘱令该会慰留也。”

    21日，蒋介石函电胡适：“近据密报，林左倾颇甚，且有利用交通工具阴助延安情事。”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电讯，24日胡适复电，力为林可胜辩白。胡适说：“此事关系美联社红会七百万美金之救济工作，实甚重要。林为中外人士器重，如实有左倾情事，亦可嘱翁咏霓、周贻春诸兄恳切劝导之。”

    后来，在致胡适的函电中，翁文灏说出了国民政府对林可胜不满的原因。他说：“究其原因，林君自言救护总队之方针，端在由全体人员专心担任救护工作，而不应分力于任何政治事项，现已由军委会派有特务人员驻队考察，如查有轨外行动者自可随时惩处云云。”

    翁文灏所说的军委会派特务人员驻队考察红十字会一事，在周美玉回忆中得到了印证。据周美玉回忆：“最后还是戴笠支持林可胜，认为林可胜只是爱国学者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正是由于胡适与戴笠的力保，林可胜才得以继续担任民国红十字会的总干事。

    在党国一体的国民党政府要员看来，暗地资助延安的林可胜自然是左倾分子。而在林可胜的眼中，不论是资助国民党还是资助共产党，其实资助的都不是某一个党派，而是整个国家。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在1948年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由此开始筹备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对于国民党中那些视林可胜为“思想左倾的共产党”的论调，林可胜用事实做出了回答，1949年，林可胜既没有留在大陆，也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去了美国。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