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围绕着民主与独裁展开了一场论战。那时，独裁成为潮流，不论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纳粹德国的希特勒，还是苏联的斯大林，他们所建立起来的统治都是或左或右的极权体制，而当时的中国，恰恰又面临着被日本侵略的危险，因此，以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为首的自由主义的信徒，开始热衷新式独裁。面对这种情形，胡适、张佛泉则表示坚决反对，力言中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八十多年过去了，回首重新审视这场论战，我们不能不钦佩胡适等人的睿智与远见。

或许是由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太有名了，这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以胡适为首的《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在经济制度上的分歧。

1930年代，由于苏联五年计划中所宣传的经济成就，也由于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导致的经济大萧条与大倒退，这一正一反的例子使不少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迷恋计划经济。

与此同时，在外部环境上，当时的中国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不少人看来，有必要将国家的一切经济资源全部收回国有，进而奠定对日作战的经济基础。

在“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群中，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太多了，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翁文灏、丁文江、吴景超等。在这些一致主张计划经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胡适的态度显得有些暧昧，他之前似乎表示过赞同，后来又表示过警惕。

胡适曾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明确表示：

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 “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胡适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在胡适看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最终导致了贫富分化，由此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当时的胡适有主张计划经济的倾向。

这段文字是一篇胡适在1926年发表的演讲。如果从这篇演讲的内容来看，在对计划经济的态度上，胡适跟丁文江、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经济主张是一致的，他们都是计划经济的信徒。

然而，到了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时代，胡适对经济的态度似乎又有了变化。

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建设与有为》。在文中他写道：

我不反对有为，但我反对盲目的有为；我赞成建设，但我反对害民的建设。盲目的建设不如无为的休息。

在这里，胡适似乎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又表示了反对，在胡适看来，政府大规模的介入经济建设不仅无利，而且有弊。

二

胡适反对政府介入市场的理念，来源于他的“无为”的哲学。

1932年，当胡适第一次见蒋介石的时候，就曾送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而在《淮南王书》里，胡适所阐发的就是“无为”的哲学。胡适希望蒋介石不要管的太细，希望国民政府的手不要伸的太长，不要通过国家公权来侵害个体私权。与政治上胡适建议国民政府主张“无为”相类似，在经济上胡适似乎也主张“无为”哲学，从这一哲学出发，胡适似乎又反对计划经济。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独立评论》停刊。胡适临危受命，出任驻美大使，而他《独立评论》的朋友则大多留在国内从政。在这一时期，胡适的这些朋友，以翁文灏、吴景超、张慰慈、钱昌照、王征为代表，组建了资源委员会这一机构。对这一机构，蒋介石非常重视，亲自担任资源委员会的主席。由于对计划经济的迷恋，资源委员会组建了一系列大规模国有企业，并且以抗日救国的名义，大规模鲸吞民营经济，形成了一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潮流。

对资源委员会的这些举措，胡适在抗战后期表达了自己的异见。1945年2月3日，在给资源委员会成员王征的信中，胡适写到：

关于我们曾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近来也偶然想想，我还是感觉今日国内的朋友们太注重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了。套一句老话： “为政不在多计划，在力行如何耳。”这一句两千年的老话，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实性。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然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 “不漏”二字，而忘了 “恢恢”二字，和 “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 “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我曾听我家乡老辈说他们的祖上在太平天国乱后的恢复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复能力。所虑者 “天网”或太密耳。

由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胡适之所以反对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他对无为哲学的发挥。胡适有一种观念，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不作为的政府，这种不作为，指的是政府不干扰民间的经济活动，把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还给社会，进而建立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与此同时，胡适还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加以佐证。西汉时期，面对民生凋敝的困境，汉初的文帝与景帝采取休养生息之政策，尽量少干预农民的经济活动，这才有了汉朝帝国的百年兴盛。与此相印证的还有胡适家乡绩溪在面临天平天国大乱之后经济恢复的情形，这两个历史事件都印证了“无为”哲学在天下大乱之后恢复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

胡适对“无为”哲学的发挥，使他的经济思想颇类似于哈耶克的经济主张。

在此之前的1944年，哈耶克发表了名噪一时的《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看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远逊色于市场本身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用政府来控制经济最终会导致经济的衰退，而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时，当肚皮都被国家控制时，思想自由所赖以生存的经济自由就都不存在了，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通往奴役之路。

面对胡适信中对计划经济的质疑，王征则坚定不移的拥护计划经济。在回复胡适的信中，王征写道：

至于老兄的方案， “无为”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话，我想了好久，到现在还不敢苟同。……此次战后，计划经济成为世界不可移易之方针，一则由于苏俄之战绩，一则美国战时计划之成功与罗氏战前NewDeal（新政）之成绩，使我们反 （返）归 “无为”与传统的农业自由经济，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也是世界经济势力不容许的。

给胡适写这封信的王征是胡适的老朋友，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任美国新银行团秘书，并同胡适一起组建努力会，编辑《努力周报》。1920年胡适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征集朋友签名支持，王征是签名的人之一。

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两人没有分歧，但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经济理念上的巨大不同。王征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而他之所以拥护计划经济，主要源于他对世界潮流的判断。在王征看来，不论是当时的苏俄，还是美国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这种计划经济的大趋势是很明显的，倘使中国不走计划经济的路，就会落伍于世界经济的潮流，世界上的经济势力也会反对我们。最后针对胡适的观点，在这封信的最后，王征还抬出了大学者翁文灏作为自己的后盾，他写道：

近来重庆来人，以政府原则决定大谈其私人经营与政府计划之不善，不知此多系私人，又善经营，总有点个人利害问题。究竟战后国民总储蓄每年最大估计能有多少，是否能担任国家实业化重任，关于这一点，我们咏霓 （翁文灏）老兄究系学者，比这一班半官半私的人高明多了。你所举洪杨后恢复，这系闭关时经济。

胡适与王征争论的结果是谁也说不服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场论争来看胡适对经济的思考。胡适从“无为”这一哲学角度出发来反对计划经济，这一思想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颇有类似之处，或许正是有了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契合，所以在民国众多的经济学家中，胡适对哈耶克的中国学生蒋硕杰就显得颇为偏爱。蒋硕杰抗战时期曾留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哈耶克最得意的中国学生之一。为了帮助蒋硕杰从事经济学研究，哈耶克曾亲自为他申请奖学金。

三

1948年，当国民政府的“金元券”政策失败以后，胡适向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推荐了清华的吴景超、刘大中和蒋硕杰。推荐这三名学者，胡适是有他的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三名学者在当时（抗战胜利之后）都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刘大中曾留学美国，对经济自由政策情有独钟；蒋硕杰是哈耶克的学生，对计划经济深恶痛绝；吴景超在抗战时期虽然是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但抗战胜利之后，则又重申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在吴景超看来，抗战时期实施计划经济，只是特殊时期经济政策上的权宜之计而已。

胡适将这三个人推荐给蒋介石这件事情，后来蒋硕杰曾有回忆：

胡先生 （胡适）却借此机会将我们两人名字也推荐上去了。胡先生此举是有用意的，原来那晚席间，胡先生就直接向蒋总统陈述经济问题对民心向背的重要，即席推荐吴景超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大中和我三人随翁先生回南京去研讨稳定金元券的方案。总统立表采纳，就转身问翁先生 （翁文灏）意见如何。翁先生自然也表赞同。

倘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充分采纳蒋硕杰等人的建议和意见，国民政府的经济未必没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吴景超、刘大中、蒋硕杰三人并没有去成南京。

虽然在蒋介石面前，翁文灏表示采纳蒋硕杰等人的经济政策，但却似乎不够积极。对于翁文灏当时的态度，蒋硕杰的感觉是“我也深信他本人（翁文灏）并没有意思接受我们作顾问”。

翁文灏之所以态度消极，根本原因其实是由于翁文灏与蒋硕杰等人在经济政策上的主张是南辕北辙的。与蒋硕杰刘大中不同，翁文灏是坚定的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当吴景超在抗战时期也主张计划经济时，吴景超与翁文灏的经济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在抗战时期他们可以一起在资源委员会共事。然而，此时的吴景超已经开始反对计划经济，而刘大中蒋硕杰也是计划经济的反对者。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与市场经济的支持者，说到底，是很难在一起共事的。吴景超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所以吴景超就以“翁文灏有少爷脾气很难在一起相处”为由拒绝了去南京的机会。

四

1949朝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面临去留之间的抉择。而那些主张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与反对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在人生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些抗战时期主张计划经济的知识分子，如吴景超、钱昌照、张慰慈都选择留在了大陆，而那些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周德伟、胡适、刘大中、蒋硕杰等则都选择了国民党。最堪回味的则是主张计划经济的翁文灏，他本已离开大陆，而且他还是新政府名单上的战犯，却也在1951年又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之后，翁文灏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向吴景超学习如何写好检讨。留在大陆的学者，由于缺少外部思想资源的刺激，许多人终生都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思想窠臼中摆脱出来。

而1950年代到了台湾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自由中国》为舆论阵地，开始系统的阐释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这方面的关键人物则是哈耶克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周德伟。

周德伟做了两件事，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为拥护市场经济极为关键。第一件事是周德伟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交给殷海光翻译，并在《自由中国》连载。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在给雷震的信中，胡适写道：

殷海光连译海耶克的书，在《自由中国》发表，不知有何反响？此是自由主义的现代名著，以其最不合时宜，故是对症最良之药。但恐陈义过高，今之从政者未必肯细心去研读耳。

周德伟所做的第二件事则是给胡适写信，从经济学角度阐释了计划经济的危害性。在给胡适的信中，周德伟写道：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 （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针对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轻视私有财产的主张，周德伟写信给胡适，信中写道：“私有财产，乃人民保障自由的最大武器，如果没有财产，生产工具被政府集中所有，肚皮给政府控制了，将无任何自由可言。”

如果说以前胡适反对计划经济源于他对“无为哲学”的发挥，那么，周德伟给胡适的信则一定程度上使他从经济学角度上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危险。

1954年3月5日，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会上的演讲词中（后整理为《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引用了周德伟的这封信，并对自己27年前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的错误主张表示忏悔，他倡议大家应该想想，“是不是一切经济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们计划？还是靠我们老百姓人人自己勤俭起家？”他还说：

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 《自由中国》、《中国经济》、 《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演讲结尾，他再次重申：

我们还是应由几个人来替全国五万万人来计划呢？还是由五万万人靠两只手、一个头脑自己建设一个自由经济呢？这是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

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翻译《到奴役之路》和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为标志，中国在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逐渐走出了对计划经济的迷恋。

五

在《独立评论》时代，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而到了《自由中国》时代，情况则发生了逆转，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如殷海光、周德伟、夏道平、戴杜衡、高叔康等，都成了市场经济的宣传者与捍卫者。而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的信仰与阐释，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台湾的经济转型。

1958年，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大力推荐蒋硕杰。蒋硕杰最终顺利被选为院士，时年40岁，是当时中央研究院最年轻的院士。两年后，蒋硕杰的好朋友刘大中也顺利当选院士。

与此同时，当时的台湾面临着经济如何转型的问题。与1948年翁文灏内阁不同，这一次台湾的“国民政府”全盘采纳了刘大中蒋硕杰的经济主张，他们两人最终成为台湾经济转型的决策顾问。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是陈诚，陈诚重用以尹仲容为首的“经建派”，尹仲容采取的经济政策大多就是刘大中、蒋硕杰设计的。台湾的税制改革是刘大中设计的，而当时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重点扶持民营经济。

与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国进民退不同，此时的政策则是民进国退。当时对美援的使用就典型的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当时的美援，当时的政策是，所有的美援必须全部用于资助民营经济，政府的国营企业不得利用一丝一毫。通过这种措施，民营经济大为发展，进而使台湾的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进而为台湾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独立评论》时代胡适对计划经济的警惕，到《自由中国》时代胡适对市场经济的颂扬，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远见卓识。而胡适对刘大中蒋硕杰的大力推荐，则从另一方面看出了胡适对市场经济的青睐，也从侧面证明了胡适识人的眼光。

（编辑：崔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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