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的“投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最高领导核心乾隆皇帝居然亲自过问，帮助外商讨还欠债。

    这是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两广总督福康安向中央报告，广州行商拖欠外商巨额债务，已经有外商向官府提起了诉讼。乾隆皇帝下令彻查，“严审定拟，分别追还”。

    吴昭平就是在这时撞上了枪口。这位别号“宜官”(Eequa)的行商，在上一年已经破产，根据报告，吴昭平尚欠外商289100两(约合如今5782万元人民币)。对此，乾隆十分生气，认为吴昭平“情殊可恶”，亲自批示从重从快处理。

    第一是流放。吴昭平本人，“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

    第二是抄家。吴家被抄后，家产估计价值在59300两(约合1186万元)，先补缴了其所欠的“关饷银两”，剩余的5800多两银子，“先给夷人收领”；

    第三是其余行商承担连带责任。吴昭平无法偿还的283300多两，由行商蔡世文等，在5年内分6次代还；

    第四是财政先行垫付。乾隆认为：“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既据该夷商呈控到官。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著福康安等，即于关税盈余银两内，照所欠之数，先行给与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

    第五是问责。“粤海关监督，徵收商税，管理洋行，于洋商拖欠物价，不能早为清厘，亦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1789年)以后监督等，俱著福康安等查明，咨送该衙门议处。”

    其实，吴昭平并非天朝顾全面子下牺牲的第一个商人。早在1777年，“行商”倪宏文因年息20%的高利贷，拖欠税银1万两，被发配伊犁，开创欠债流放之先例；1780年，颜时瑛、张天球等4家“行商”，因借用外商贷款107万元，结果利滚利，居然高达380万元(266万两，约合人民币5.32亿)，乾隆也是亲自干预，动用了刑部的力量进行办案，涉案“行商”抄家充军，而其债务，乾隆居然下令照原本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还清———发放高利贷的外商得到飞来横财。

    对于吴昭平案件的处置，被乾隆皇 帝 本 人 当 作 一 项 德 政 。2年 后(1793年)，当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时，乾隆虽然拒绝了英国人的大多数请求，但在写给英国国王的信中，忍不住提起了吴昭平案件，夸耀中华帝国的伟大胸怀。吊诡的是，正是出于对乾隆拒绝通商的担心，英国内阁严令马戛尔尼，不得在觐见中提起任何中英商人之间的债务问题。

    这件事里有两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乾隆皇帝认为，华商欠债，是给天朝丢脸，“贻笑外夷”；二是乾隆开了动用国库先行赔付的先例。

    在此后的华洋商业纠纷中，外商在中国获得了主场优势，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中国官方总是将单纯的民商性质纠纷，上升到刑事案件，单方面判决华商立即清偿债务。

    而且，官方先行赔付，等于是用国家信用为商业借贷、并且是高利贷背书，无形当中催生了中国商人的信用泡沫，刺激了跨国高利贷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大量英国“散商”投身于这项“热钱”运动，并进而刺激鸦片走私——— 只有鸦片才能支撑高利贷。

    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令大清国商业契约体系的建立，成为泡影。乾隆皇帝终于顾上了天朝的面子，但是，天朝的里子却正因此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