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小报满天飞。在众多的报纸中，埃贝尔办的《杜歇老爹报》“深得无套裤汉的喜爱”。其最大特点就是满纸脏话。请看它怎样描写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奈特的：“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与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皮的畸形、驼背、患坏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第218页)
脏话又称粗口，它包括骂人的话、粗鄙的话。百度上这样解释粗口：“在语言中可以加强语气，有助表达和宣泄愤怒、不悦、厌恶、惊奇、鄙视等强烈情绪，也可提升辱骂别人的力度，达到寻常语言不能达到的语言效果。”这种说法过于偏重语气，而忽略了粗口的主要功能是表达仇恨。埃贝尔对王后的辱骂，表达的是下层人对王公贵族刻骨的恨。
辱骂不是战斗，辱骂也不可能真实。说王后与情人约会，尚在情理之中。说她与仆人在烂泥中私通，生出N个又残疾又生病的早产儿，则超出了常理,让人没法儿信。
不可信，但深得劳苦大众的欢迎。因为骂人本来就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不须放屁”、“滚他妈的蛋”、“砸烂你的狗头”有几分事实？几分道理？骂人是语言暴力，语言暴力常常伴随着行为暴力。骂急了就老拳相向，骂人与打架一样，主要是为了出气解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的方式之一，就是骂人。中外古今的下层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对有权有势有钱有脸者的怒气。平时，他们只能在家里、小酒馆骂一骂。只有革命了，他们才能公开地、放肆地、跳着脚地在公开场合骂。而媒体，如《杜歇老爹报》和那些多如繁星的“文革”小报，则会为这种语言暴力添柴加薪，大开方便之门。
搞暴力革命的多是穷人。穷人没受过什么教育，说粗话、带脏字、操娘骂街是家常便饭。毛泽东最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早就告诫人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此说来，自打革命一呱呱落地，就跟粗野粗俗粗暴粗口拜了把子，金兰互换，永结盟好。
粗口到了宝塔山下，遇到了它的宿敌——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念了书，有了教养，讲究文明礼貌，不能适应工农大众的文化需求和脾气禀性。谈起文艺来，还是城市左翼迷恋的中外名著；演起戏来，还是《钦差大臣》、《求婚》、《马门教授》、《日出》；写起文章来，还是鲁迅笔法，什么“轻骑兵”、《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在医院里》等等。他们不去歌颂革命，反而挑革命的毛病；对工农兵的语言，不但不接受，反而有意无意地抵制。
于是，有了《讲话》，有了整风。经过一番“脱裤子、割尾巴”的痛苦改造，读书人明白了，自己虽说满腹学问，其实远不如农民。别看人家又黑又脏，脚上有牛屎，但是人家思想比自己干净。革命的主力是工农兵，要想取得胜利，就得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家就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写他们喜闻乐见的事。阳春白雪要不得，下里巴人好得很。总之，文化要向没文化学习。
如此一来，粗口就有了护身符，不但大摇大摆地进入文艺殿堂，而且还攀上了思想道德的高峰，成了革命的方向和进步的标志。当“大老粗”成了褒义词的时候，粗口也就上了时代的光荣榜。红卫兵的“滚他妈的蛋”，造反派的“砸烂狗头”不是没来头的。
国共内战刚刚结束，思想改造的战役立马打响。“与工农相结合”、“做新型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仿佛三大战役，踩着脚后跟，一个跟着一个来了。不用说，这些战役也是凯歌高奏。清华大学才子胡鹏池的一篇散文，给我们传来了改造的捷报——
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中专生们到山西来的时间虽各有长短，你要问他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有什么收获？那是一个都没有正形回答的。什么学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什么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啊，都扯他娘的臊，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他们收获了什么呢？首先是学会了当地人的喝酒方式和“猜拳行令闯通关”。
其次，他们也学会了用当地人的方式对待女人、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谈论性，满不在乎的逼逼簈簈挂嘴边，谁说得多说得下作、顺溜，谁就是接受再教育最好的，早就成了潜规则。第三，他们也学会了用当地人的方式骂架、打架。仅此有三，绝无其它的了。不过平心而论，除了在喝酒的问题上全面同化外，其余的两点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付诸实践的也并不太多。(胡鹏池：《1970年大学生的婚礼》)
就像李敖说的，现代化是个整体，你要电脑、手机，就得要肯定肯德鸡、麦当劳，与此同时，艾滋病、恐怖主义、三权分立也会随之而至。同样，向工农学习也是一个整体，你要学工农坚定的革命性、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必须会说粗口、荤话。确切地说，粗口、荤话正是朴素的一部分。
再者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刘伯承是苏联高级步校的优等生，是中共军内的儒将。可是，他给一二九师的官兵们讲话的时候，也是免不了要骂骂娘，骂骂龟儿子。这是接受者对讲话者的改造——你要是文质彬彬，人家听不进去，你还怎么带兵打仗？
遥想当年，高尔基痛心而又愤怒地向列宁告状：占领了克里姆林宫的红军战士如何在沙皇的浴池里大小便，用来自东方的珍贵瓷瓶练靶子，把名家的油画踏在脚下……他不知道，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电影界大批《关连长》，六十年代初，文艺界大批《红日》，说它们丑化了解放军形象——堂堂连长，跟战士们说话，怎么能带脏字呢？打了胜仗的石东根怎么能骑着高头大马撒酒疯呢？过了四十年，文艺界大力称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更为《亮剑》中的李云龙叫好，说编导回到了现实主义，写出了真实的军人形象。那些评论家心里明白，这些形象成功的要素之一，就是骂人。平时骂，打仗时更骂。喝了酒骂，不喝酒还骂。骂日本鬼子，骂国民党，也骂顶头上司，而挨骂的最多的，则是他手下的大头兵。事到如今，人们才知道，《关连长》和《红日》没有丑化解放军。
粗口是上下互动的，一方面，下面的素质要求刘伯承这样的儒将也得由细而粗；另一方面，上面之粗口，更激发了下面骂人的勇气和热情。换句话说，这里面既有下风上迎，也有上行下效。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崇拜之风下，以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一个“不须放屁”会引起怎样的社会效果和心理感受？
粗口对敌人表达仇恨，对自己人，表示的是亲切友好。不过这种表示，如果运用不好，就可能伤人。某领导雅好文艺，在成都军区任职期间，费了大气力，好不容易才把天津的群艺剧社请到了西宁。可是红火了几年之后，台柱子郭砚芳要求调回天津，理由是年纪大了，要回去找对象。贺将军在一次省级干部会上好意挽留：“天津的毬是毬，青海的毬就不是毬嘛？！”说得台下的郭砚芳抱头逃走，关在屋里，哭了好几天。
革命与粗口的战斗友谊与互动关系，成了精神遗产流传下来，它们奔流在红卫兵的血液里，活跃在红二代的心灵中。也传染给了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看看网上的教授博导们富有创造性的骂街，再看看台湾文化人怎么说话做文，就可以知道，这一对把兄弟对大陆文化的影响有多么深巨。
话说回来，女性使用粗口会受到一些限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高汉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文革”时，新影有问题的人们正在开会商量成立个战斗队。一位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女红卫兵冲进来，一跃跳上桌子，痛斥桌下的人们：“你们还想成立战斗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们他妈的什么嘴脸！”桌下的一个摄影师站起来，谦卑地请示：“你骂得好，我们是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嘴脸。不过，这尿是你撒呢？还是我们撒呢？”说着，装着要解裤子，那女将狼狈而逃，会议继续进行。
粗口也在与时俱进。现如今，它代表的已经不是革命，而是权势、霸气，甚至是风度。有一次，我到某大型国企办事，办公室主任跟老总说，某某客户来访，在会客室等了半天了。我本以为，老总会表示歉意。没想到，人家居然拍桌子大骂：“妈了个X，怎么又来了！告诉他，我这儿正忙呢，让他给我滚！”
这位老总，北京男四中毕业，是当年老兵中的一员名将。
（编辑：崔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