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記近代广州细节
晚近广州，既是政治革命的发祥地，也是文明转型的试水区。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沉淀在历史记忆里的，既有金戈铁马的宏大叙事，也有小桥流水的生活细节。有时，触动人心的，反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大城小事———“城记：近代广州细节”要呈现的，正是一幅晚近广州的“清明上河图”，具体、湿碎，小处见大，还原这座烽火城市的热辣镬气。
1840年以前，中国政府严禁西方人进入广州城内。因此，对于真正的广州城内的情况，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而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获得了合法进入广州城的权利，尽管进城的过程阻隔重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的活动范围仍主要集中在广州城的西南郊，但毕竟不像1840年前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此后一个更重要的变化是，五口通商继之以国门大开，西方人从此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大地。广州对于他们而言，特殊地位不复存在。西方人在此反客为主，观察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视角也发生转变。
正面评价：谈吐文明，举止文雅
西方人对广州人的正面评价，从总体上看并不多见，并且非常谨慎。
彼得·奥斯贝克是18世纪瑞典的博物学家，他曾师从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后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随船牧师，足迹曾至西印度群岛、南美洲、东南亚以及中国。1751年，奥斯贝克跟随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来到广州，回国后不久，他出版了此次远航中国的航海日志：《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沿途的所见所闻，其中对于广州商馆区和郊区的观察尤为细致。书中还收录了另一位同一时间来到广州的瑞典东印度公司随船牧师奥洛夫·托瑞恩写给林奈的七封信，其中第五至第七封的主要内容即是他在广州的见闻以及观感。奥斯贝克始终以科学家的中立和客观来看待这一异族群体，因此，在指出了广州人的诸多毛病后，他仍坦言他们“谈吐文明，举止文雅，勤于社会生活，做生意特别有天赋”，而“谈吐文明、举止文雅”这一点，也受到了对于中国人颇多微词的托瑞恩的承认，在托瑞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种种缺点，但他们还是文明的，也必须表现得文明，因为“个人礼节是这个帝国某种数量相当多的学院的培养目标”，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托瑞恩还列举了若干礼节，例如向人致意的方式是：握住左拳，把右手放在上面，将它往下推，弯腰，再把它举起来，而那些已经习惯了更自由的欧洲礼仪的人，仅仅只是握住拳，然后说“请”、“请”。此外，在招待来访欧洲客人时，他们会拿出用茶和蜜饯。不过托瑞恩认为，他们此番热情款待只是为了能和欧洲人做成生意。
同商人、旅行者相比，传教士更倾向于用相对宽容的态度看待中国人，耶稣会士如此，新教传教士亦如此。1807年马礼逊作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抵达广州，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也承认：“中国人是一个驯服和通情达理的民族，他们一般都愿意接受劝告和教导，更尊重书籍，他们明显对此常存感激的心，绝少有粗暴的表现。”1830年美部会派遣到广州协助马礼逊工作的传教士雅裨理也认为，中国人非常文明且乐于助人。另一位派遣来的传教士裨治文，在描述广州人的特征时，转述了当地知识分子对于其自身的评价，即“在广州的上层居民中间，普遍有着比中国多数其他大城市的人更好的胆识、更宽的眼界和更广的见闻”。
负面评价：傲慢无礼，十恶俱全
西方人同广州的商人、买办、通事以及其他三六九等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接触，然而，在他们的记述中，对广州人的负面评价比比皆是。
美国首任驻华领事山茂召曾四次来到广州，他称广州人“完全不可信任”；弗莱德里克·诺贝尔在其《1747、1748年东印度群岛航海记》中单列“广州城记述”一章，他认为广州人“确实非常狡猾、恶毒、诡计多端，所有的报复都是暗地里的”；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但掩饰他们的恶毒，甚至看上去宽容得什么都不在乎，直到获得报仇的好机会；他们力图发现对方的爱好、幽默感、性情，与他们最大的敌人也维持表面上的友好”；而耶稣会士晁俊秀对此的总结是：中国人“十恶俱全”。
曾跟随马戛尔尼使团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的约翰·巴罗对于中国人的特质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他称：“很明显，在梅岭以南的中国人，就像广州人一样傲慢无礼，然而一旦越过梅岭，江西人就显得安静、文明、对人无害；而在广东越往南，人越粗鲁无礼。”巴罗的这个归纳或许并不能被很多人认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却与中国古人将梅岭以南之人称为“南蛮”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在这里更需要指出的是，从巴罗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广州人的傲慢无礼已经成为他们在西方人眼中的标志性特征了。
到了19世纪，西方人与中国人的接触日益增多，了解也愈发全面，但是对于中国人的不满一如从前。1807年出版的詹姆斯·约翰逊的《东方旅行者》一书中，作者曾这样评价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商人在他们国家中的地位是最低的，因此一个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欺骗，而卖手工艺品的人如此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能够诚实；农民只要觉得不会被发现就会偷窃；王公贵族只要认为可以被免罪就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唯一能阻止他们这样的是‘害怕’，而大部分的官员都没有荣誉感、羞耻感和正义感。”
官方对“外夷”的防范
总的来说，身处在广州的中国人中，西方人并未觉得自己像是外星人一样被对待。商人自不必说，他们会经常性地同番鬼们打交道，而当地居民对于他们的到访同样也十分熟悉了，年轻的男孩子们还会常常从家里出来同他们打招呼。
不过，这仅仅限于广州当地的居民，那些从外面来的人，仍然对洋人们充满好奇。诺贝尔说，在广州和在伦敦一样，很容易就能将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分开来，这不仅因为农民被晒得很黑，很笨拙，行为举止和穿着都很滑稽，更因为“当我们走到他们当中，他们就会围在我们旁边，就好像看到某种稀奇事物一样打量我们”；而“城镇附近的居民已经不太注意我们了”。
其实，当地人对“番鬼”无论是好奇还是漠然，对于西方人在广州的生活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他们另一种态度却让这些远道而来的骄傲的上帝子民们感到震惊和无法容忍，即广州人强烈的排外情绪。
广州人的排外行为有一些属于官方的明文规定。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曾订立五条“防范外夷规条”上奏朝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外商在粤的行动，便于官府的管理。例如第一条“夷商在省住冬，应请永行禁止也”，就是不允许外商在非贸易季时居住在广州，如果货物一时未卖完，不得已要留在中国的，也须往澳门居住，并将货物交给行商代为销售。第二条“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也”，是命行商管理和负责洋人在广州的生活，并规定洋商“随带仆人不得超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商馆的前后门都必须派人严加把守，到了晚上上锁“毋得纵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除此之外，中国方面还不允许洋商坐轿，不允许他们光顾珠江上的花艇———这令西方人不由感叹，当地人可能对于讨厌的番鬼的憎恶太强烈了，以至于像花船这种不道德的地方都不能让他们踏足。但不管怎么说，官方的这些规定尚有理可寻，实际上，在“内地汉奸”或本地官员与夷商的“勾结”之下，不少规定都只是一纸空文。令西方人感到不可理解和痛苦万分的，恰恰是老百姓自发的种种排外行为。
老百姓的自发排外行为
西方人在广州期间的活动范围仅商馆区以及附近的一些街道，贸然进城自然要被殴打，即便是商馆的围墙上也常常会贴着辱骂的话语。除此之外，西方人往往是广州的扒手最欢迎的顾客，他们一般从西方人离开商馆后就开始盯住他们，一直尾随直到挤入人群，此时他们就能得手，然后逃之夭夭。如果他们看到西方人身材矮小，看上去比较虚弱、胆小，或是独自一人，等到离开商馆一定距离后，他们三四个人会当街抓住西方人，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即刻掠夺一空；而此时周围商铺里的人只会袖手旁观，甚至会为那些流氓的身手敏捷拍手叫好。当然，尽管这些当地人在外国人受到攻击和抢劫的时候不出手相助，他们在这些流氓同胞被外国人捉住，甚至被惩罚的时候也是从来不帮忙的，可算是态度较“公平”的看客了。
在商馆区尚不安全，若要冒险到周围的村庄田野，那情况就更加危险了———常常会遭到谩骂或是石头的袭击。就算同行之人够多，能将袭击者赶走，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又会再次被尾随，并享受和前次同样的待遇。有时候围上来的是一群孩子，他们将小石头、沙子或是其他脏东西扔向“番鬼”。西方人认为，他们是在父母授意，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这么做的。虽然很少听到谋杀，但被敲诈、勒索、甚至洗劫是很平常的。
除了尾随、纠缠、骚扰行走在陆地上的西方人，当地人还会攻击外国人乘坐的船只。据唐宁称，珠江广州河段两岸高起的台地上住着一些底层百姓，每当他们看到一艘外国船溯河而来，就会呵斥、大声叫喊，这倒无所谓，但他们还会从高高的岸上扔石头和土块下来，如果船开得够快的话就没有什么危险，但如果恰好船搁浅的话，他们就会围聚在岸边，故意闹事，投掷物成倍增多，防不胜防。如果想要登陆对抗则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因为一旦显出这种意图，人群马上就会散去，下一分钟又再次发起进攻。要是在这番攻击下不幸翻船了，他们更会想尽办法落井下石。
当然，在忍无可忍时，西方人也会冲到人群中，将为首之人抓起来，绑在附近的柱子上鞭打，以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西方人的无礼举动
在西方人与当地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中，中国人并非总是挑事的一方，英国水手的放肆胡闹常常招致当地人的仇恨，比如他们会试图剪掉中国人的辫子，甚至有些人真的做到了，而这是中国人最无法忍受的侮辱；曾有荷兰人也试图这么做，结果是被中国人痛打一顿。由于西方人的这些无礼举动使得当地人对于他们极其排斥，而许多行为得体的绅士也因此遭到了无辜的牵连。
中外双方出现的种种矛盾，问题不会总是在一方这里，但是作为叙述者，通常都会有自己的偏向，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选择性记忆，因此我们在西方人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倾向。对此，1812年到广州的詹姆斯·华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欧洲人当中总是叙述许多关于中国人抢劫，殴打甚至谋杀欧洲人的事情，但从来不提到年轻海员和酒醉水手的傲慢、残忍以及好斗。”同样，在中方的记载中，通常也将发生中外纠纷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对方，如李侍尧所称：“粤东省会为五方杂处、人烟辏集之区，向来各国夷商来广贸易，每有携带番厮出入游玩，与民争斗、持械伤人等事，甚有无籍汉奸日久熟识，潜行勾结滋事。”“夷船进口之后，向悉收泊黄埔地方，每船夷梢多至百余名，或二百名不等，伊等种类各别，性多强暴，约束稍疏，每致生事行凶，而附近奸民疍户更或引诱酗酒奸淫、私买货物、走漏税饷，在在均须防范严密。”
（编辑：崔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