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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雨:一位劳模最后的反抗
时间:2021-11-02来源:经济观察报
故事发生在北京知青在陕北延安插队的第三年(一九七二年)当时正值麦黄时分。六月骄阳红似火,人们的心情犹如暴热的天气焦灼不宁,因为:

    故事发生在北京知青在陕北延安插队的第三年(一九七二年)当时正值麦黄时分。六月骄阳红似火,人们的心情犹如暴热的天气焦灼不宁,因为:朱家河村一组那个叫张英的婆姨失踪了!

    前一天后晌,张英没有出工,也没有和组里打招呼请假。当时谁也没太在意,生产队的考勤制度,不像工业化流程管理那么严格。但到晚上还不见人影,她的老公许宝平日虽寡言少语,但到这时候也知道去找生产组长要人,让婆姨回窑做饭。组长让他自己先回去打问寻找,估计兴许犯自由主义走亲访友或赶集闲串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起还不见张英踪影,村里上下左右都惊惶起来,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再有什么紧要事,也没有彻夜不归的道理。组长金朝不敢耽误,立马向大队主任老蔡报告。老蔡沉思片刻,不论怎样,先把人找到再说。一组生产暂且放下,人马撒出五路,一边不仅沿途详加打问,一边寻找任何可能的踪迹。

    待一天过去,撒出去的五路人马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老蔡面上平静如水,心里也七上八下。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张英去往甘肃兰州,找爹妈去了?老蔡判断可能性不大,张英自打出嫁到本村,从来没提起爹妈的事儿,怎能爬起来说走就走?况且什么衣物行李盘缠都没带,不像要出远门的样子。还是先等等看,不行过几天再往兰州发封电报问问。

    夏日的伏天里,天气说变就变。中午还晴朗、闷热,午后下起暴雨,电闪雷鸣,还夹杂着核桃大的冰雹。幸好八九成小麦都收割到了场院,要不损失可就大了。雨后第三天前晌儿,高家河一位高姓拦牛的饲养员,匆忙来村里报告,在高家河村外一条窄沟靠近沟掌处,发现一具尸体,他不敢近前详查。老蔡于是打发金朝引着大李和许宝,去高家河认尸。结果不用说,大家心里也有数,不是张英是谁!看来还多亏了那场大雨,一场雷雨过后,沟里起了水,水流裹卷着泥沙、碎石,连同尸体从沟掌一并冲了出来。

    时隔一天,老蔡领着地、县和公社三位干部到了村里。地区来的是位法医,按司法程序要对非正常死亡人员进行尸检。县上干部是县公安局的刑警配合法医工作,公社来的是武装干事,负责沟通联络及维持现场秩序,公社干部配置名额少,往往一人身兼数职,所以武装干部除了备战打仗、征兵安置复原、慰劳军烈属这些正差,平时也兼着辖区内治安、司法的任务。那几日,队上出了人命案子,大家虽然面上还各行其是,心里都惶惶的,脚底加快了行走步伐,说话也不像平常那般大声大气。

    张英是乳名,本姓李,邻村小中山人。张英的张,是个形容字,有张狂、嚣张的意思。因为她性格趋男性化,按北京话讲有点儿混不吝,说话口无遮拦,做事风风火火。她自小和父母亲在兰州长大,为长女,以下还有三个弟妹。张英的父亲李生俊在兰州的一个汽修厂做工,六二年闹三年困难时被精简下放,携家带口全家回了乡,住在小中山。张英和我们这伙知青同庚,属牛,回乡前在兰州念到小学六年,按当地老乡说法儿,完小毕业了,这在当时当地,特别是在婆姨女子们当中,数得上高学历。

    生俊这位爷临回乡前,厂子里发放了些遣散安家费用,虽不多,但在没什么花费开销的穷山沟里,也算个大款了。俊爷离乡出走多年,庄稼活儿早就撂生了。自打回乡后,整日走东串西,喝酒打牌,把那点儿遣散费不几日全吃光耗尽,不得不靠借债度日。俗话说,人穷志短,病重乱投医——俊爷想在牌桌上把失去的找回来!

    没等算计人,先被人算计。早就被村干部大李瞄上的俊爷此时还蒙在鼓里痴痴地做着发财梦想。

    大李凭着勤劳且不失算计,光景在村里数得上乘,落得盆满钵满让人眼热。但天下之事总没个十全十美,平日里惟独让大李心焦,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是他有个一奶同胞的单身憨傻兄弟许宝,年近三十还娶不到媳妇儿。为此事大李倒是肯破得钱财,但方圆几十里人家,但凡说是给许宝提亲,没有不摇头的。

    许宝说来倒没什么太大的不是,无论寒冬夏日趿拉双破鞋,心态快乐地见人嘿嘿笑着打招呼,被大人娃娃欺负也不恼,头发乱蓬蓬的,脸黢黑得似乎从来不曾蘸水打理。家里那孔寒窑一贫如洗,比起长兄大李的三眼青石接口窑洞,差得不是天上地下。

    大李当着农村基层干部,口口声声讲的“革命”和“生产”,但对“推牌九”、“抹花花”这类群众“娱乐”,也能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牌桌上借着和俊爷都沾个“李”姓,开头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一来二去立下换帖字据,自己甘心做小辈儿,让俊爷成了自家干丈人:将张英聘给了长其十几岁的兄弟许宝。俊爷此时大咧咧盘在炕头端着架子收下份厚厚彩礼,暂解了债主逼门索债的燃眉之急。

    俊爷熬到了时来运转,国家形势也发生转机,兰州厂子开始恢复生产。俊爷这样的老员工,可以回厂报到,接任原职。临走前,俊爷主持了张英大婚仪式,尽管还未到婚育年龄,但俊爷不是那种说话放炮拉稀的主,况且彩礼钱也不是说还就能还上的,至于亲闺女的命运前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就这样,张英孤身一人、举目无亲地离开爹娘弟妹,出嫁留在这荒沟野地的村里。

    转眼过四、五年后,当我们这伙儿北京知青插队来到村里,张英已是两个娃娃的妈,庄户人称的“许宝家的”或是“许宝婆姨”。

    插队之初,我们在二组的插友们与一组老乡少有接触,和一组的婆姨女子们更无来往。第一次遇到张英,是我到医疗站上岗之后。这所乡村医疗站坐落在一组的一个石窑院落里,门前有棵冠如华盖的大槐树,夏日遮阴,冬日挡风,所以一组的妇女喜欢在这座院落集合出工,或者休息开会学习。

    张英中等身材,身高大约一米六几,圆脸庞、齐短发,面貌在一组的婆姨女子中属拔萃之辈,性格也率直泼辣,人再多的场合讲话也不怯场。加之原来就有识字、算术的文化底子,自然就成为一组妇女中的生产、学习积极分子。我曾看到她担着百十斤重的羊粪肥料,一路小跑地从院门前飞过,不歇气直到半山上的庄稼地里。那种干活的劲头儿,不感觉像是“受苦”(当地对劳动的称谓),更像是参加体育比赛,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张英体态丰满,侧面看有种浑圆的曲线美,伴随着劳动的节奏,身上每块肌肉都透出协调的韵律。在一次大队评比“四好社员”的人物秀中,张英被评比当上劳动模范。

    但很快张英就陷入了失落,起因是选举一组的妇女队长。她自以为胜算满满,不料却大比分输给了“海兰家的”。

    “海兰家的”大号“志兰”,娘家在邻县皮头塬上,也有小学文化,老公在外当干部,每月拿着几十元的“皇粮”,家里自然不指着志兰挣点儿工分糊口。可志兰偏偏不是个耐得寂寞的主,与其随着丈夫当公家粮站的家属,整日无所事事;不如将吃奶娃娃交给婆婆照料,自己扛把锄头跟大伙儿出工下地快活。在娘家时,志兰跟过几天戏班,念唱扮打也会两手,到婆家这边参加文艺宣传自然是主力。

    竞选一组妇女队长,“能干的”张英输给了“能唱的”志兰,你说让张英怎么不憋屈?其实光这点儿事也就罢了,架不住婆姨之间的叽叽喳喳,更让人憋屈死。你想,婆姨的称谓都是将老公挂在头前论短长的,凭这条“许宝家的”也争不过“海兰家的”不是?这些还都是大面儿上说得出的,私下里的议论更离谱了。今儿个传出和本家大伯子的风流韵事,明儿个有人瞧见远房小叔子撬了张英的门(指“偷情”之意)。一组是个老户(类似“原住民”)村落,家户间沾亲带故,一时间真真假假,张英似乎与七八成成年男性均有乱伦嫌疑,个别没沾上的都好像吃了老大的亏。

    这且不算,另一件让张英更心烦意乱的,是在我们这伙儿知青的引导下,队里开展了反对“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教育。

    知青插队到村里后,了解到当地婚姻基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结果,和出嫁女子均收受彩礼的“买卖”过程。这和我们脑海中耳熟能详的电影、评剧“小二黑结婚”中展现的农村浪漫爱情故事完全不同,多么落后的封建残余!插友们开始还义愤填膺,雷厉风行地向大队支书老杜反映,要求在村里宣传、取缔这等丑陋现象,最终却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

    恰巧张英知道后也跑来让知青做主,坚决和要许宝离婚!说自己也是包办买卖婚姻的典型受害人,与老公许宝一丝一毫的感情都没有,许宝要娃娃两个都给他留下,自己净身出门,什么都不要!插友们已经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不想再招惹更多麻烦,一组老户居多,亲戚套着亲戚,大李也不会轻易让兄弟许宝就这么把到手的媳妇儿没了。于是再三打劝张英,看在两个娃娃的份儿上,能凑合就凑合着过吧,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主要针对的是还没结婚的,已然结了就别轻易离了。

    “你们学生说话不算话,说一套、做一套,道理到我这儿就变了?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不能跟他过了!”张英倔脾气上来,说话不管不顾,撂下几句硬话,悻悻地离开了。从此,插友们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讨论,热度大大减退,看来天下许多事,还是尽量顺其自然吧。

    原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了,老乡也好、知识青年也罢,照常按照既定轨迹,继续走着自己的漫漫人生路。谁也想不到张英竟以这般惨烈的方式,给自己不幸短暂的自然生命过程画了句号。

    出于对张英不幸命运的同情,加之年轻好奇的心理,我便以赤脚医生的身份,背着药箱加入到验尸任务的行列。

    那块停放尸体的高台地并不远,出村口沿着河沟走三、四百米,转个弯就到了。一路走着,看见前面的县公安刑警和武装干事随手揪下路边的野蒿草,搓成细圆柱状塞到鼻孔里。我好生不解,想起了某种动物“鼻子插葱——装象”的歇后语。老蔡示意我也照此操作,谁想那野蒿的味道太难闻了,恶心得想吐。公安干部笑着说:“忍忍吧,这味道比尸臭好多了!”

    果不其然,离高地还有五十米,一股浓烈的气味迎面扑来,野蒿的味道根本遮不住。再有心理准备,我也不能向前挪步了,就站在距离尸体位置十几米的太阳底下吧。

    死去的张英停放在荒芜的台地上,身下铺着一张破旧的芦席。头天金朝带人用木棍和席子搭了个简易棚子,起到遮阳挡雨的作用,逝者不能见天日,也是算遵循古老传统的殡葬习俗。帮工的人们都站得远远地张望,没人交头接耳、咳嗽,更别说大声喧哗,翘首以待等着看法医如何操作。

    法医同志围绕棚子转了一周,端详尸体的外观状态,连眉毛都没皱一下,从随身工具箱中摸出口罩和橡胶(19155,255.00,1.35%)手套带上,抽出卷尺,一头塞到刑警手里,笔记本扔给武装干事,“麻烦你做记录!”

    刑警和法医蹲到地上,按照步骤开始对尸体进行检查,结果证明几乎浑身的骨殖都摔散了,就靠筋皮肉连挂着。这也就说明张英死后为何变成一米八的大个子,骨头碎了,肌肉腐烂发胀,没有体积变化的只剩头部。“看来真应了老话儿讲的,男人趟崖头朝下,女人趟崖屁股着地。” 老蔡随口说的后面的这句话,让我琢磨了好久,

    法医摘下手套,“初步勘察结果:死亡时间,大约五天。死因-‘高坠’,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家属、队上有任何疑问,就得拉到地区做进一步解剖检查。你们看?”“队上没意见,看家属咋地?”老蔡紧忙答道,眼光瞟向大李。“家属也没意见,我替许宝做主。大家辛苦了,回我窑里坐吧,去喝点儿水。”大李一边说,一边掏出香烟逐一招待,总算长松了口气。

    刑警没有搭理大李,冲老蔡说,“事情还没完,你领着我们去事发现场看看,那边还得做个现场勘查记录。地区同志不用去了,我和武装干事跑一趟。”于是老王陪着法医回去休息,老蔡等三人上山、钻沟,到张英跳崖现场上下勘测,直到后晌才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地回来。“啊呀,那地仗儿不知张英怎么找的?!那么几十丈老高的胶泥红崖,我没到跟前就眼晕!”老蔡刚进门就发出一通儿感慨。

    刑警不一会儿做好了“尸检报告”和“现场勘查”两份记录,尸检结论:高坠;现场勘查:自杀;需要家属和队领导签字认可。老蔡推说不识字,让我代签。我问老王签谁的名字,“还是写老杜吧。”法医和刑警也都点头示意认可。许宝作为家属压了手印,我帮助在旁边注上他的大名,这套程序到此就完成了。

    后面下葬就进入程序流水线:扯布、剌木头、钉棺材、打墓窑…半天功夫齐活。可如何将尸体放进棺木,遇到了难题。按常规应当将死者遗体清理干净,换上寿衣,铺金盖银,几位近亲男性抓住褥单抬进即可。然而前述张英由于非正常死亡,尸体已开始腐烂发胀,无人愿意近前。许宝担着扁担从河沟里打了两桶水,泼到张英身体上,就算冲洗了。几人将现钉的薄皮棺材,敞口侧放到死人旁边,用镢头和木棍撬着尸体慢慢挪入,然后再把棺材勾着扳过来放正。

    死者寿衣根本没有裁剪、缝匝,扯来两块花布,直接扔到尸体身上了事。棺材也做小了,盖儿盖不上,木匠找到几颗大铁钉,愣是给钉瓷实了。要知道,陕北与京城一带风俗不同,棺材盖是不能钉死的,否则会影响升天转世。不知是众人一时忙乱顾不了许多,还是张英确实命薄,连下辈子转世的希望也没了。

    张英事件到此应该最终划上句号了,但我心中还有疑问没有消除。到底为什么使她就这样踏上了人生的绝路?联想到事前张英一些反常的举止,我和插友大立进行了讨论。

    本来我们对张英的印象基本正面,后来感觉除了性格上的嘻嘻哈哈,还有其“骚情”的流露。比如时不时跑到医疗站托病让我开假条,问她哪儿不舒服,说肚子痛,让我扎针。不等我将装有2毫升氨基比林药水的安瓿瓶打开吸入针管,张英便早早松开腰带,褪下裤子露出半边臀部,趴在炕沿等候了。我不耐烦地让她赶紧穿上,说这针是打胳膊上的,用不着那样大动干戈。从此我对她的热情便保持警惕,小心不要搅进村里的是是非非。

    大立也说张英变得有点儿让人不可理喻胡搅蛮缠,原先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她,没有了那股积极热情不说,还动不动和组里的其他婆姨顶撞吵架,大立一次利用工间休息开会,对她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大立除了担任一组政治学习辅导员之外,还兼任着大队广播站的采编、播音的工作,每天分早、中、晚共播音三次。广播内容涵盖时事新闻、各组好人好事、科学教育等等。早上和中午时间较短,晚上内容最为丰富,相当过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或者现在央视CCTV-1晚上七点的“新闻联播”。

    某夜三更时分,我被窑外坡下的脚步声音惊醒,以为又是来叫我出诊瞧病人的。披衣走出门外,月光下站着的是张英。“谁得病了?”我问。“不是看病,我找大立,他在吧?”我放下心,进窑洞摇醒熟睡的大立。而后,听到大立在外面和她交涉说服半天,大意是让张英不要误会,没有人和她过不去,赶紧回家睡觉。我问大立张英到底是为什么事情,半夜摸黑走山路从一里多远的一组赶来。大立说他也莫名其妙,张英非说大立在广播里骂她,讲坏话。

    之后,张英隔三差五或半夜、或黎明地跑来,依然质问大立对她在广播里进行了人身攻击。开始大立解释,后来我出面证明绝无此事,最后我们商量好全都装聋作哑,任凭她踏破山门,也躺在被窝里不搭理。刚消停了一段,谁想张英就出事了。

    《农村医疗手册》里面讲到,“精神分裂症好发于青壮年,多发于16-40岁之间,无器质性改变,为功能性精神病,患者一般无意识和智能方面的障碍。其临床表现主要是妄想和幻听、幻觉,患者总觉得周围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是针对自己的,都与自己相关

    联想到张英生前种种反常举动,不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又是什么!我懊悔这方面医疗知识欠缺,没能早些看到这方面的书籍文章,早些引起众人警觉,减轻她的精神痛苦,避免……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后的国庆长假期间,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四名同学,回到旧日的山村,寻访往时回忆,浏览山河新容。走在四十年前的小路,迎面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脸色黢黑透红、皱纹呈现,头发蓬松略显花白凌乱,脚下旧鞋露出帮线,心态快活笑容依然。“你们回来了!还认得我不?”“那还用说,许宝!你还好?高寿了?”“我今年七十一了,老了!”许宝的嗓音还那么洪亮。随行的年轻儿女们,用手中相机、DV摄像拍下这瞬间的画面留作纪念。

    而此时,呈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跳着百十斤重的担子,一路小跑地飞过,圆脸庞、齐短发,浑身洋溢青春气息和韵律节奏的永恒形象。

(编辑:崔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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