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南从浙江返回上海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未给他安排新的工作。
他利用这段空余，一边认真读书，一边领导“苏准会”机关的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把大家的政治理论水平提高一些，以利今后的革命工作。
不料，“苏准会”机关的学习开始后，党内又发生了王明篡党夺权和残酷打击迫害不同
意见的同志的事件。林育南是一个颇有正义感的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难以容忍这样的事情。为了党的事业，他不得不站出来，投入到反对王明的斗争中去。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31年1月7日，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的干预、操纵，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排挤或未到会的情况下，王明用突然行动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当时，有的中央委员在会前20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有的人到了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委员因与王明意见不同，到了上海未被通知开会，林育南也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
四中全会的会议时间定为一天，实际只开了5个小时。在这次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空头理论家王明，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虽然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总书记，实际大权却落到了王明手中。
何孟雄及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对米夫及王明的做法极为不满，以集体退席的方式，向大会表示抗议。罗章龙退出会场时，被人扯住。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认为，中国革命极其复杂，要取得胜利并夺取政权，必须有德高望重、德才兼备、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否则，革命难以成功。王明不具备上述条件，不够格当党的领导人。为了使党的事业不受损害，1月8日，他们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联络张金保、李求实等18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王明。
王明执掌大权后，拼命打击、排斥不同意见或反对过他的人。何孟雄、林育南成了他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他利用兼任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职务，以贯彻四中全会会议精神为名，几次召开扩大会议，残酷打击何孟雄。
林育南本来对四中全会就有意见，王明通过不正当手段爬上中央领导岗位后，又专横跋扈，疯狂迫害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他对王明的意见更大了。他决定与何孟雄等一道，坚决开展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各种行动，反对、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和行为，支持何孟雄的正义之举。
1931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几封信中，谈到他与何孟雄等人的反王明斗争时说：
现在“校务”（指反王明的斗争）很有新的发展，而有待于吾人之努力者更切，因此，这些时我得更要费力参加……
……这些时真是忙啊！每天总是到处跑，个人的许多事都放着，为的是要将“校务”彻底改造一番，虽然我们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效，然去我们的期望尚远得很，这是要长期的努力奋斗，当然不是马上可以成功的。这一切的经过，我希望明天星期日有空到你寓详细一谈。
1月15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我太忙了……几乎废寝忘食。这比拿着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
为了团结其他共产党人反击王明，彻底纠正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
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222号东方旅社31房间，何孟雄等人则在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是何孟雄租的住房。过去，林育南经常到何孟雄住的这间房子里商量工作。
17日早饭后，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陆续来到了东方旅社。
这时，当局已对林育南进行了跟踪、盯梢。
会议开到下午，一个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31号房间。茶房一进屋，怀疑里面的8人是共产党员，马上向守候在外面的巡捕发出了信号。不一会儿，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准备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抓住，并押到租界内的老闸捕房关起来。
随后，化装守候在31号房间的几名密探又抓捕了后到会的3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
这次大搜捕持续了一夜，到18日凌晨，共有36名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抓。
对这36人的被捕，史料上说是叛徒王掘夫告的密。而近几年来，海内外的一些书刊上却说林育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被捕，是由于王明、康生的叛卖。下面，我们选登一些，供读者参考。
1992年，美国著名学者翰拜伦在纽约Simoh&Scluster出版的康生传《龙爪》一书中，谈到康生当年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一事时写道：
事实上，真正杀死这30多个共产党员的凶手不是蒋介石。最近发现的证据表明，向国民党密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1967年，解放初抓获的国民党特务吴炳叔交待说，在何孟雄、林育南一批人被捕之前，国民党已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详细背景材料，包括入党的时间、入党后的活动，还有些连当事人自己也不易记起的细枝末节，因此后来的审讯过程只是核对一下事实而已。吴炳叔相信资料来源于共产党内部。但具体是谁，他不清楚。康生当时身为共产党组织部的头头，掌管每个党员的档案材料，只有他才能接触并提供这些能置人死地的文件。
除了吴炳叔的证词外，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另一个解放后被抓的国民党特务王云城，曾亲眼目睹康生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及“左联”5烈士。王云城本来是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一度当过共青团的书记，是王明的亲信（他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是王明的保镖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抓住后，他写了投降声明，转而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他写道：“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红色恐怖活动。”
康生为什么要出卖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呢？翰拜伦在书中分析说：“后来，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他的立场，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这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之中。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帮助王清除了障碍，也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不久，康生成为中共特工部的首脑，负责共产党在整个国民党白区的安全和谍报工作。他抓住这一行使权力的良机，大显身手，或暗杀国民党密探，或惩罚共产党叛徒，直到两年后受命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曾以《康生在上海》为题，转载了《龙爪》一书的部分章节。
1991年10月创刊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的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谈到了林育南等龙华24烈士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讲，是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由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王说，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麦阳在文中还说，据曾任过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发现有一本日本出版的书，里面也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
麦阳在文中还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6号房间、东方旅社31号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的地方。1月17日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因这些人都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有被逮捕。
对王明、康生叛卖林育南等人一事，1994年第4期《博爱》杂志发表的鲁訇的文章《康生迫害张文秋的历史恩怨》，还说出了另一层原因。
鲁訇在文中说，康生做中央组织部长时，利用职权，包庇他的情人、妻妹、叛卖山东省委负责人的曹文敏，引起已知道曹文敏叛变的张文秋及山东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揭发了曹文敏的罪行，并要求将曹文敏清除出党组织。中央派人调查这件事时，张文秋如实揭发了曹文敏的问题，并写了书面材料。张文秋在材料中说，曹文敏的叛卖行为已对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认为这样的人再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让她做党的机要工作，也不应该住在康生这样的中组部负责人家里，以免她再对党组织造成新的危害。
张文秋的正义之举，深深地触犯了康生。为报复张文秋，他背着中央通知张文秋，要她单独去一个秘密地点，就曹文敏的问题与有关人员进行“当面对质”。张文秋得到通知后，认为这样很不妥，就向自己的直接领导林育南作了报告。
林育南认为康生这样做是错误的，并马上向周恩来告知了这件事。周恩来与林育南商量决定，张文秋已向组织写了书面材料，不必搞什么对质。随后，林育南将他与周恩来商量的意见通知了康生。林育南还对康生说：“苏准会”的工作很忙，张文秋离不开，有什么需要她说明的问题，可以叫她写材料。如果认为她写的材料不可信，可以派人去山东进一步调查核实。
不久，周恩来、邓发等中央领导人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文秋反映的问题，结果证明张文秋写的材料是正确的，有根有据，曹文敏确系变节分子。
在事实面前，康生不得不低头，并作了检讨。
但事后，康生并不认错。他认为林育南、张文秋使了他的坏，弄得他几乎下不了台。他几次利用职权寻机报复张文秋，甚至要暗害她，因周恩来、邓发、林育南等领导人的保护，康生的阴谋才未得逞。直到全国解放后，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康生仍不忘当年旧事，勾结江青对她进行迫害。
鲁訇的文章还说：
阴险狠毒的康生还早就对保护过张文秋的林育南等同志下了毒手。
1931年初，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操纵下，占据了中央领导岗位，推行“左”倾机会主义一套。康生立即投靠过去，积极为他们拍马抬轿。林育南等许多负责干部和忠诚党员，公开反对抵制他们的错误方针。有一天正在一处开会，事先得到消息的王明、康生一伙，把他们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人员名单，故意泄露给敌人，使敌人突然包围会场，将林育南等同志一齐捕获，很快全被杀害于上海龙华。
（编辑：崔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