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中国农

     江南中小地主，实为弱势群体。这话近乎天方夜谭。但这是历史事实。过去的历史学家也看到这个问题的，但因为国家政治的需要，因为意识形态，或是不吭声，或是回避了。譬如，我们在一些历史作品常常读到这样的话：封建社会将巨大的战争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话一点也不错。但这样的表述，很容易地掩盖了另一个事实，所谓转嫁到农民身上，其中一定也包括了地主。士农工商，大家都知道，是国家依赖的基本群众。其中的农，就既指农民，也指地主的。或者说，地主的基本属性，是农民。

本文提出“江南中小地主，实为弱势群体”这一观点，是以江南中小地主的整体为着眼点的。江南中小地主中也有不是好好叫的人，就象江南佃农中也有不好好叫的人一样。这两种不好好叫的人，都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这是需要说明的。

江南中小地主之所以弱势之一：

江南中小地主，是现代汉语的表述。在明清时代，叫“庶民田主”；在民国时代，叫“在村地主”。意思是接近的，都是指占有土地的规模不大，中小而已；没有政治身份或背景，没有功名，没有做官。仅仅是个地主而已。

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是弱势的。

从秦始皇到满清，中国的地方行政建设只到县。七品知县官，是最基层、也是最小的行政一把手。县以下，采取的是松散自治的办法。乡镇一级开始有国家政权机关，已经是清末的宣统三年，而真正实施，也就是民国了，但事情是清政府开的头，所以这笔帐要记在满清的身上。

那么，县以下，按照当时的建制，或有都、图；或有闾、邻；或有保、甲，究竟谁在主张？这松散自治的主角是谁？答曰：是地方绅衿。绅是退休的官僚；衿是具有功名的知识分子。绅衿作为地方绅士，掌握着左右基层的权力与舆论。庶民地主自然挤不进这样的圈子，他没有话语权，国家下达给缙绅地主的各种优惠政策，他享受不到。譬如，明朝对缙绅地主有免除劳役和部分赋税的优惠，庶民地主就只能干瞪眼，享受不到。

在地主阶级中，他是个土地主，他是弱势的。

所以，中小地主的政治理想是耕读传家。土地，他渴望的；他还希望家里出个读书人，奢望能出个进士、出个举人，哪怕出个秀才。陈独秀说，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能参加一次童生入学考试，都觉得为祖宗争光了。其中，能反映出的社会情态很复杂，有人说，这反映了全社会比较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我看未必，乃是一种官场敬畏的真实流露。科举，不就是读书做官？

江南中小地主之所以弱势之二：

永佃制下的江南中小地主，更处处显示出是个弱势群体。

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中国农村永佃制的起始，首先发生在苏州周遍地区。这是苏州的又一个全国之最。晚明以来，苏州府、松江府，以及西面的常镇宁，南面的杭嘉湖，这一地区的农民就早早地通过购买获得了永佃权，从而使土地关系变得空前的复杂起来。这个购买，是怎么实现得呢？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报告没有说。按我的理解，就是源于佃户向地主支付一笔租田的押金，使地主与佃户间的租约得到了金融保证，从而实现了“永佃”。这笔押金，有的地方称为“佃头银”。

“永佃”的始初，不失为一件好事，有一点现代商业运作的意思在。就象现在租房、租门面，都要交纳一笔押金一样。而且江南地主对这笔押金是支付利息的，利息在当年的田租中扣除，做得光明磊落。

“永佃”的这笔押金要交多少？大约是三年的田租。而当时的租佃合同（契约）也是三年一签的。三年合同到期，作为佃户可以徙佃，换一家东家做做；作为田主，也有辞佃的权力。这本来是一种极好的经营方式，双方都进退自如。就象城里的商铺一样，到年终的时候，各人要把自己的铺盖带回家的，待过了年，接到东家的请酒帖子，才意味着重被聘用一般。

但“永佃”的含义，从良好的愿望开始却结出了恶果。上文说到，“永佃”的押金，大致为三年的田租，如果以米租计算，三年就是三石。如果以租金计算，三年就是三两银子或三元大洋。那时，苏州的能收一石米租的上等好田，其价格为每亩20元，这是民国初年的价格。按这样的性价比，地主与佃农不会发生什么租佃矛盾。因为投资一亩地需要20年的地租才能收回成本，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对投资方来说，效益很低；对租田方来说，负担不重。

上文说到，“永佃”制度生发在晚明的苏嘉杭地区，在整个有清一代，它处在一个平稳的成长发育期。在清朝政府的强有力的统治管理下，“永佃”不可能触动传统的土地领属关系。田主就是田主，佃户就是佃户。一直到太平天国以后， 在巨大的社会动荡下，土地关系重新得到整理，这时候的“永佃”，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分出了“田底权”和“田面权”。“田底权”就是土地的产权，它属于地主；“田面权”就是耕作权，它属于佃农。这样，一田二主。在一块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对等的权利，埋下了不对等的利益冲突。本来，佃户只要欠租，地主就可以转佃或辞佃。但"永佃"以后，佃户即便欠租，地主也无法辞佃，因为佃户拥有“田面权”，地主在事实上被排除在土地领属关系之外了，他只剩了收租权。尽管他常常收不全或收不足他的地租。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笑话：有个小地主破产了。他苦苦哀求他的佃户把田退给他自己耕种，而终于没成功。

“永佃”之下，地主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权，但这种失去，有时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它造就了自耕佃农。获得永佃权的自耕佃农通过家庭的群体劳动，对土地的投入明显高于田主，土地单产提高了，十边隙地得到极大利用，社会财富增加了。譬如晚明时期，大地主庄园式的经营已基本绝迹，而让位于“永佃”了。“永佃”是那个时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永佃”后的地主，虽然失去了对土地控制权，但没有失去他所承担的上缴国家赋税的义务。当国家财政发生困难的时候，还得为各种附加，加派而掏银子；而农村减租减息，风气日盛，成为一种潮流。地主成了夹在汉堡包中的一块肉饼子，上下里外都想咬一口。

咸丰三年，吴江县黎里镇汤字圩佃农陆孝忠、陆孝思、庞耀采、顾胡子等，集结了72圩之众，与地主争输租之数，每亩只许纳五斗、三斗。对不承认减租的地主则袭击其家屋和或仓房。这场减租风潮延续了一年多。

面对佃户的抗租，江南中小地主几乎没有什么良策。事情一旦弄大，弄到追租局，面子拉破，以后催租的日子更难过。

另有一个更想不到的后果出现了。“田面权”既然可以转移，无形中，它也就具备了价格身份。根据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民国19年的报告，苏州上等良田的地价从原来的20元一亩上涨到了100元一 亩。这100元中，不全是地主投资的增益，而是田底60元，田面40元。“田面权”转身一变，成了活生生的货币，这完全是“永佃制”砸在佃农头上的金馍馍。这个情况与改革开放后的房卡有点相似之处。房卡是房管部门授与租房户的一份租房合约，租房户凭房卡租房并交纳房租，房卡本身是无偿的。后来，房卡进入私下流通，变成商品。随着房价的上涨，房卡的身价也从数千元飙升到数万元，甚至十数万元。而这种收益恰恰与房管部门的利益毫无关连，房管部门依然只收它的房租，几元或几十元。

房管应该是强势的，它代表政府，对政府资财进行管理，但却成了弱势。地主是土地的拥有者，是业主，他也应该是强势的，却也成了弱势。

道理是相通的。

江南中小地主之所以弱势之三：

佃农可以抗租，地主无法抗税。国家的正赋是向土地的业主征收的，地主就是业主。

下面，我们依据1930年的统计来说事。

据1930年编撰出版的年鉴类刊物《吴县》，所列出的由地主承担的负担共有十三项：正税；省税；县税；省附加税；浚凇经费；县附加税；筑路经费；辅助费；公安费；普教亩捐；地方辅助亩捐；保卫团经费和农业改良亩捐，大致每亩的货币负担为大洋4元多一点。

据1930年编撰出版的年鉴类刊物《吴县》，当时的苏州田价，已在100元一亩的高价位了。高价位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苏州土地被投资者看好，价格上升。另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粮食价格在上扬，地价随之水涨船高。

据1930年编撰出版的年鉴类刊物《吴县》，苏州地主能在地上收多少租？按高的一档算，依然是一石，折算成货币，大致是每亩6元。这样做一减法，地主在每亩地上可获得利益近2元钱，但这是靠不住的。按正常的年景，如果国家能收到八成的赋税，皇帝就要跑到宗庙去祭告列祖列宗了。地主也一样，能收八成的田租，就上上大吉了。所以，6元的货币地租要打个8折，为4元8角，地主拿不到更多。如果通过租栈要租的，地主还有一笔中介费要开支，这笔开支约是租额4%。

同样，据1930年编撰出版的年鉴类刊物《吴县》，苏州的一亩地能有多少产出？答曰：土地岁收每亩最高30元，每亩最低20元。

据此，苏州的佃农至少比地主快乐。他只要交了6元一亩的地租，其他的就与他无关了。种田而发财，不是地主，而是佃农。史书上说，“既获厚利，复作非为”，这批评的，恰恰是佃农。

信不信由你。

自民国31年后，苏州农村的催租与抗租就一年比一年厉害。这里也不全是体现了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中国农村有着非常强大的族群对抗的传统。譬如，苏州的老祖宗与越人有仇，所以苏州人就不大愿意与越人通婚，这是作者小时候的记忆。譬如，苏州的沺泾、湘城、太平地区，之所以有比较融洽的租佃关系，是因为租佃双方，地主和佃户都是本地人。而在种客田的外乡人大量聚集的地区 ，租佃关系中的阶级性和族群对抗搅和在一起，已分不清眉毛胡子了。族群矛盾说到底，是类似于民族矛盾的血缘矛盾，它深深的渗透在人的骨髓中，是与生俱来的。它与阶级矛盾没有因果关系，只有依存关系。从表象上看，这是地主与佃农的对抗，而实质是种族性质的对抗。

这世界上的事，用阶级斗争一把钥匙来开，是打不开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