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帝国最高领导人下旨，欧美商人“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自此，一个被欧美称为“广东体系”的“单口通商”时代开始了，直到1842年。

    在主流的历史话语中，“广东体系”普遍被看成是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象征。其实，这最多亦只能算是“限关”，而非“闭关”，欧美贸易并未被禁。而且，“单口通商”所限的，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在其它口岸自由贸易。

    让英国人有点心寒的“单口通商”谕旨，是在12月20日(十一月初十)下达的。而在半年前(6月23日)，英国人却在印度收获了一个火热的果实。那天，英国东印度公司(BEIC )的军队，击败了印度莫卧儿帝国孟加拉王公的军队，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最后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

    当印度人在孟加拉遭受英国军队痛击时，他们也在首都德里反抗着来自阿富汗杜兰尼帝国的入侵者。阿富汗帝国的创始人爱哈默特沙(A hm adShah D urrani)，已建立了一个军事强国，这一年初，爱哈默特沙率军，攻占了德里，并扶持了一个傀儡君主，实权掌握在其次子铁木尔(Tim ur Shah)手里。

    但印度人奋起抵抗，将铁木尔赶出了德里。爱哈默特沙不得不再度出兵印度，并放弃了拟议中的对华战争。

    阿富汗帝国无暇东顾，乾隆皇帝得以更为顺利地扫平西域。也就是在这一年，西征的中国大军击败了准噶尔帝国的最后实力派人物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逃往俄罗斯，并在当年病死。

    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都推动着清帝国自觉不自觉地走入全球化的商业体系之中，“清王朝随着它在中亚霸权主义的建立而带来的贸易的扩张，把该地区和西藏引入国际贸易范围”(美国汉学家穆素洁Sucheta M azum dar)。“在新的领土上，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我们可以看到清帝国鼓励商业资本流入蒙古、甘肃和新疆。货币制度的统一也增加了中心地带的商业机会。江南的商人能够贩卖丝绸到新疆获利。”(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

    东南沿海各口岸，连通欧美及东南亚；北方的恰克图口岸，连接俄罗斯；新疆各地，则连接中亚、印度———乾隆时期的清帝国，就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商业运行的齿轮之中。“闭关”固然是个伪命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已经融入全球化商业的事实，这个老大帝国是否愿意调整自己、放下身段、积极应对。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