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我在延安开完七大回到胶东区党委，接到上级的指示，说赶快到东北去接管大城市。还在延安开会的时候，就听说要去东北，所以接到通知思想上是有准备的。我和吕其恩、邹大鹏等人坐船取道去东北。在我们出发之前，吕塞已带领三四十人做为我们队伍的先遣队出发了。但吕塞到旅大去以后没有音信，我们不能在等了，就乘船从烟台出发，在庄喝登陆，进岫岩城，到沈阳。后来才知道，吕塞一进大连，就被苏军缴械了。因以后他就在大连，担任市工委的领导工作。我们进了庄喝以后，陈云涛带四五十人的队伍进城子坦、貔子窝、普兰店，也到大连去了。

1945年11月，韩光派唐韵超到东北局，貔汇报了大连的工人运动情况，并要求解决他的个人问题。我当时在东北局做政治秘书，经手挑选和分配干部到大连。貔在汇报时，说需要派干部去大连搞工运，东北局就把我派去了。我去之前，彭真嘱咐我，一是要抓工人的工作，二是要抓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于12月份到达大连，在此之前，大连市公安总局、市政府已经成立。

苏军不了解中国的特点，就大连机械地搬用了他们在欧洲的做法。当时国民党的牌子已经挂出去了，苏军让我们也挂出去。我们没同意，牌子挂出去就公开了，对我们很不利。韩光坚持不挂牌子是对的、有功的。苏军对此不理解。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我们把他们反苏的言论、材料印出来，交到苏军司令部，苏军就把国民党市党部查封了，牌子摘掉了，主要头头是也抓起来了。不讲你是什么党派，就讲将你是反苏分子。成立公安总局，警察必须是我们的人，清一色的。警察部队有这么几个基础：第一，吕塞带去的那三五十人及以后陆续从胶东来的。第二，陈云涛经貔子窝、城子坦带去是的那部分人。还有公安局、工会的力量。工会的工作，旅大的基础不错。1945年11月7日，苏军要召开纪念十月革命节大会。苏军司令部说这次会要开得好，并分别找各个团体谈话，问能组织多少人来开会。中苏友协牌子不响，组织部了多少；商会的迟子祥，顶多能组织七八百人；唐韵超说，我可以动员20万人。苏军司令官不相信，说瞎扯。因为他们在欧洲召开群众大会，没有多少人参加。结果在召开会议那天，唐韵超真把队伍拉去了，三四万人有了，而且队伍整齐。苏军司令官对唐韵超讲，在旅大地区，我们就承认你这一家工会，别的不承认。这对我们的工作是大有利的。工会还办了报纸，后来成了我们党的机关报。苏军不是听你口头讲得如何，而是看你是否把群众发动起来。工会做出了样子，我们在这方面同苏军的关系就打通了。

韩光曾在莫斯科待过，俄文底子还行，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同苏军直接对话。后来马列来了，他给韩光当助手，马列曾是延安俄文学校的学生。苏军对以韩光为首的市委是深信不疑的，关系很好，但也有分歧，就是在某些事情做法上的分歧。当时有的人对旅大的情况不了解。说好象把解决战争给忘了，好象不知道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实际上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一点问题没有，就是变个形式罢了。旅大是苏军军管，凡事不经过苏军不行。但是有些事情他们不管，如我们党的活动、办工会训练班等，他们是大力支持的。1946年夏内战爆发以后，我们同苏军司令部出现分歧。苏军司令部要对莫斯科负责，莫斯科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有外交关系。苏军如明显表态支持中共旅大组织，国民党就会攻击苏联，说苏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共产党反对政府，这对苏联外交很不利，所以我们极力避免这一点。

分歧是从发动群众问题上开始的。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要镇压汉奸、反革命、斗地主恶霸。特别是“红房子”那个地方，老百姓自己起来，斗汉奸、狗腿子。对这样的事怎么办？我们不能组织，得支持群众，要不我们怎么赢得群众？苏军驻连司令部不让。不光镇压汉奸、恶霸，搞土改，分歧就更打了，苏军坚决不同意。因为一搞土改，倾向就明朗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会说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搞土改。这些，当时我们在思想上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苏军不同意搞土改还有一个原因，说搞土改一定要减产，因为他们搞集体农庄初期往往减产，以后才能增产。我们说不是这样的，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不是减产就是增产。他们不相信我们的道理。总而言之，莫斯科没有这个政策，你就别动，动了就要纠。

在支前问题上，只要不公开搞，苏军便不管。我们生活炮弹，苏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有一次我们试验炮弹“嘭”一声响了，炮弹恰好落到一个苏军的军官房子上，一解释也就完事了。在支前问题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有矛盾。当时晋察冀鲁都派人来，东北也派，来的很多，没有计划，没有组织，零打碎敲，问题就出来了。苏军就抓我们的辫子，动不动就把韩光找去，要不就把我找去，说你们又搞什么啦？后来李一氓来大连，统一领导这项工作，问题就解决了。伍修权也是为这个来大连的，开始东北局也不大清楚大连这块地方能起多大作用。伍修权通过听汇及到大连来看，发现潜力是很大的。

关于苏币帖帖盖章的事，不完全是为了对付董彦平，其中也有苏军套用他们在欧洲经验的一面。他们在德国也碰到希特勒发行的票子不值钱的问题。当时他们发的也是军用票，一发发多了，贴帖盖章以后，币是值提高了。董彦平来大连也确实带了很多票子，如果投放到市场，对大连也是很不利的。对这件事，我们主要是从群众利益来考虑的，怕换不了群众吃亏。还有一个顾虑，就是票子换了以后必然去抢粮食，我们手里没有粮食，怕把市场搞乱，引起抢购。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苏军的经验比我们多。他们知道工人手里没有多少票子，票子在谁的手里？还是在投机倒把的买卖人手里，说吃亏，只有是这些人吃亏。苏军实现是做了调查的，票子发多少，每月发多少工资，市面流通的有多少，兑换后会有多少，他们心中是有数的，但未对我们讲。刘顺元被叫到旅顺口开会，我们才知道是什么事，对我们是突然袭击。司令说话了，请苏联专家讲话，专家就讲了手里的统计数字及应采用的措施。当时刘顺元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苏军一定要这么办，不是讨论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刘顺元当时讲了这么句话，说剥夺剥夺者吧！这句话是马克斯讲的，意指无产阶级专政。苏军司令说，你那么理解就那么理解好了，反正执行就是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经验不在大城市，比较来说苏军这方面有经验。就拿开斗争会这件事来讲，当时正乱很厉害。苏军认为，法院院长是你们的，你们可以设市法院，区里也可以设派出机构。汉奸、恶霸可以经过法院公开惩处，要利用法。我们说没有什么法，日本人的法不能用。苏军说，日本人的法不能用，可解放区的法，搞成文字的东西，走这个形式不就行了吗？

关于苏军搬运机器。对此应该看得更高一些，更远一些当时德国的工业比苏联先进得多，苏军搬的结果怎么呢？从今天的角度看，是失败的。在旅大，苏军也搬了一些东西，确实伤害了我们民族的感情。那个时候，苏军不可能制订一个发展当地生产的方针，他们没有这个眼光。搬机器的做法对苏军对我们是两害的，而不是两利。相反，没有搬机器的厂矿，工作做得很好。如中长铁路，工人情绪稳定，生产正常。有的工厂机器一拆，工人就散了。有的工厂工人组织纠察队，不让苏军搬机器而发生冲突。贵人组织起来，说你搬机器就是砸我们的饭碗，一顶，也就一顶不住了。也有的苏军士兵接搬运机器之机，拆机器卖钱，违法乱纪。苏军往本国运机器这件事，不能笼统地说是狭隘民族利己主义或是帝国主义性质。当时苏军虽是战胜过，国内也是很惨的，他们在欧洲就曾往本国搬运机器设备，到中国东北也照搬了在欧洲的做法，因此造成很大混乱。但不管怎么说，苏军在解决战争时期的东北还是给我们很大支持的。林彪当时讲，我们在东北这个地方做战，好象是坐太师椅上，背靠苏联的西伯利亚，这面是苏联，那面是蒙古，一个兵不用派。所有的力量，可以用到松花江以南。还有派大这个钉子，也不必顾虑。内战打得最艰苦的时候，林一山与料南省委及军分区退到普兰店，其机关、电台、机要人员都进入派大地区。国民党进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进了。关于苏军的纪律，我曾同在医院治病的苏军司令部时候领导讲过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我把统计的数字和材料拿给他看，他说，是我国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不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这事不能不严格，但战争刚结束就枪毙好不好？他的话说得很诚恳。

关于刘唐撤退。唐韵超在工人中呼声很高，工人拥护他，但那些一财主、跟日本人有关系的都恨他告他，告到苏军司令部。我们那时有个民生公司，办了个合作社，团结了一些人，从外面买了些粮食进来，当时粮食很缺。唐韵超在那里负责，但不是私人搞。苏军不放心，问我，问韩光，但没有直接提出来一定走。苏军对刘顺元不坚决执行莫斯科的方针有些看法。酥大的干部，是陆续从解放区来的，有从山东来的，有从淮南、淮北、苏北、江苏来的。刘顺元是淮南的党委书记，他在旅大有很大的功劳，千方百计搞生产，为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粮食，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做了许多工作。对苏军的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苏军上下级之间，下级不同意上级意见或提不同意见就不行的。刘顺元就感到，你们也太不尊重中国人了，有点急，不存在犯了什么很大的原则错误。苏军也得这么讲，他们没说你根本不执行苏军的政策，二是说你执行的不利。我们那时很年轻，有时跟苏军有关人员吵得很凶，但吵完也就完了。有一次，我向巴申下述的两个副司令官介绍说工人生活太苦，你们苏联是否拿点粮食，使工人的生活好一些。我们还把老百姓吃的粮食拿过他们看，这下把他们惹火了。他们说这是“将军”，威胁！并说大连的工人劳动态度好，能吃苦，能干活，要发扬这个优点，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说着，就把皮靴脱下来，说：“你看，我连双袜子都没有！”他们是打裹脚布的。他们说，不要看我们外面穿的挺好，其实我们很艰苦。1947年冬，刘顺元时候、唐韵超和陈云潮都撤出大连，此后，同苏军的关系缓和了。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