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苏俄领导人如何“为国操劳”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曾说过：他不记得战后苏俄领导人中，还有谁像他和梅德韦杰夫那样紧张地工作过。这里倒不妨来回忆一下，苏俄历届领导人都是如何“为国操劳”的。
斯大林可以给自己放六个月的长假
二战结束时，斯大林一人兼任总书记和政府总理（部长会议主席）之职。其时，他已年近七十。
从文献资料可知，1950～1953年间，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拜访的人数逐年递减。1950年为70人左右，1952年和1953年初则不到50人，每日超过10人的情况很少。1950年的8月2日至12月22日，斯大林都在休假，而1951年的休假时间更是长达6个月，直至1952年2月13日方在克里姆林宫露面，其间从未召开过一次由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
可见，在战后斯大林已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工作强度。战后6年多，斯大林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两次，他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天数：1947年为136天，1948年122天，1949年113天，1950年73天，1951年48天，1952年45天。虽然工作强度有所降低，工作效率却未受影响。在漫长的假期中，他甚至不怕哪位战友或者哪一伙人趁他不在莫斯科时篡夺政权。
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自己下面增设了各部（机关）领导机构。在他领导的部长会议中，成立了所谓的“局”，每个“局”负责几个部（机关）。每个这样的机构均由领袖的一位忠实战友负责，对其所分管的领域进行监督，并向领袖汇报。建立这样的“垂直线”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位近臣都无法完全控制每个工作领域。近臣没有独立性并受到他的监督，这样他就可以高枕无忧，还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安排劳逸结合。
当然，斯大林偶尔也“要求退休”，给自己挑选“接班人”。人们曾先后以为莫洛托夫、日丹诺夫、沃兹涅先斯基、马林科夫、波诺马连科已经入选，其实都是一种错觉。谢皮洛夫在回忆1952年十月全会时写道：“当提出组成党的领导机关的问题时，斯大林说起他既当政府总理又当党总书记力不从心：‘年岁不饶人啊，感到很艰难，精力不济，连个报告都作不下来，算什么总理？’斯大林一边说，一边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与会者的面部，仿佛在研究全会对他关于退休的表态将作出何种反应。会场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认为斯大林可以退休。大家本能地感觉到，斯大林自己也并不希望他关于退休的这番话付诸实施。”
赫鲁晓夫：从早上7点到夜间12点
据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回忆，他父亲喜欢对下属说：“你们晚上加班，并不说明勤勉，而是说明你们不善于好好安排时间。工作日6点结束。6点以后去看戏，娱乐，别在办公室把裤子磨破了。否则你第二天就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之所以这么说，估计多半是下属滞留在办公室，让赫鲁晓夫想起了斯大林时代的不眠之夜吧。当年所有的州委书记和中央部长都在办公室里等到半夜，生怕领袖有事情找他们（斯大林习惯在夜间工作）。至于赫鲁晓夫本人，他绝非任何时候都恪守朝九晚六的工作时间。
一位多年随侍左右的贴身卫士这样说道：赫鲁晓夫“早上起得早，大约在6点半左右，做早操，吃早餐，7点就准备去上班。经常在去克里姆林宫之前以及汽车上阅览公文。8时45分，准点到达办公室。有些高级领导人可能9点到达后，先去休息室稍事休息，赫鲁晓夫则没有这个习惯。上班日他有两段休息时间：中午1点和下午5点。午餐休息时间并非总是纯粹休息。如果有必要，他就在用餐时召集全体主席团委员会议（一大早便已通知各位），在午餐时间讨论工作问题。他通常在下午5点休息15分钟，喝上一杯果汁，吃点水果。然后再继续工作。通常是晚上9点半下班。到家用完晚餐后又是看文件。因此，他是从早上7点干到半夜，中间有短暂的休息。”
赫鲁晓夫的休假一般分成两个部分（夏季和冬季各两个星期）。儿子谢尔盖回忆道：“当年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规定父亲缩短工作日，外加两个星期休假。决定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工作不仅占去整个工作日的时间，而且还占用了全部空闲时间。外加的假期他倒是充分利用了：去皮聪达、克里木或者别洛韦日森林自然保护区多好，哪怕稍稍摆脱一下日常事务。父亲在那里可以集中精力，思考根本性的问题。他当即把自己的结论和建议形成致中央的便笺。父亲在休养地，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开会，要么是和学者和设计师交谈。我还记得在皮聪达讨论航空、火箭制造、化学工业发展途径的会议。”的确，据卫士回忆，赫鲁晓夫当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如果周六没有他参加的活动，他就在别墅工作，看文件、写东西。工作还可能占去部分周日的时间。对他来说，偶尔去狩猎场打猎，算是特有的减压方式。他不运动，游泳不是很好，也不是球迷，只是偶尔去观看足球比赛，还跟艾森豪威尔总统打过台球。
赫鲁晓夫还有一点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战后实际上就没有出过国（如果不算波茨坦会议之行的话），赫鲁晓夫则外事访问频繁，其中包括像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这样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贴身卫士随他一起在国内外访问的时间，一年达270天之多。赫鲁晓夫身边的机要通信员负担很重，有时候文件和材料一天要送好几次。在中亚访问期间，由于无法降落，邮件就从直升机往下扔，再由卫士给他送去。当然，如此繁重的负荷也影响到赫鲁晓夫的工作能力。儿子谢尔盖说道：“问题是负担太重，年近七十精力大不如前。父亲回家时精疲力尽。晚饭后，从公文包中掏出五颜六色厚厚的文件夹，这就是晚上的功课。每天父亲的桌上放满了连篇累牍的政府决议草案、关于各种问题的报告、大使和侦察机关的报告、国外报刊综述，再加上从《真理报》到《建筑报》《教师报》的大部分报纸。父亲什么都看，遇上他感兴趣的文章，就放到晚上仔细阅读。他就坐在餐厅，占用桌子的一角，或者走上二楼到自己的卧室。照例工作都拖到半夜。早上9点，他又准时上班。由于长时间的阅读，眼睛生痛。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让助手将收到的邮件分类，给他挑出最重要的材料，其余的则写个综述。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过了两个星期，父亲决定检查一下助手们认为不值一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原来父亲和他们的标准大相径庭。他们认为不重要的材料，他觉得很重要——只得回到老做法。不过他多半是让哪位助手或者我们这些子女给他读文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精力已经耗尽，即将到来的70岁生日标志着某种界限，他愈来愈多地考虑到退休。在家庭的圈子里不止一次地讲到他想退休，有时是开玩笑，有时是认真的。他在同主席团同僚的谈话中也提起过这个话题。”
“工作狂”柯西金
“斯大林的人民委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早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推荐他担任中央主席团委员，1964年接替赫鲁晓夫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是个十足的工作狂。别的人且不说，可绝对不能责怪柯西金干活干得不够多。他的贴身卫士回忆道：“……柯西金起得早，大约在早上6点。一定要做早操，只要有可能，就到游泳池游泳。早饭后立马去上班。他的工作日于8点15分开始，晚上很晚才结束，不早于晚上10点。往往你坐那儿等他，已经快11点了，可他还在办公室工作。他没有任何早晨或者午饭后的‘休息’。往往已经是晚上10点了，妻子克拉夫季娅•安德烈耶夫娜给他来电话说：‘阿廖沙，我这就去接你’……他就得马上准备走。”
众所周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经常在周四召开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局会议。会后勃列日涅夫喜欢前往扎维多沃打猎，有时他在那儿一直休息到下周的星期二。战友们只得陪同他一起去。唯一自行决定前往狩猎场的日程表的，就是柯西金。他的副卫队长讲述了柯西金的工作情况：“我们乘飞机到莫斯科，直接从机场前往扎维多沃。到那里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一起共进午餐、交谈、亲吻，我们便返回莫斯科。下着雨，道路湿淋淋的，路边泥泞不堪。我们开出扎维多沃30公里处甚至更远。我们前面是一辆民警的‘金丝雀’，迎面而来的是‘莫斯科人’牌客货两用车。有人大声发令让它停车。‘莫斯科人’开始停下，驶至路边，可车在泥泞中掉了个头，冲上逆行道。柯西金乘坐的‘吉尔车’把‘莫斯科人’托了起来，‘吉尔车’冲到田里。两车相撞时柯西金膝盖受伤。返回莫斯科后，他先去部长会议，等下了班才去中央临床医院治疗……”至于柯西金工作能力有些降低，那是1976年夏天在莫斯科河从事皮划艇运动时的事情。那次多亏总理卫队的3位军官警惕性高、反应灵敏，才挽救了柯西金的生命。然而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柯西金依然继续工作，甚至还到埃塞俄比亚之类气候很不一般的国家去访问。当柯西金由于健康原因离职，由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接任总理后，发生了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奥地利联邦首相布鲁诺•克赖斯基在会见吉洪诺夫后，生气地对陪同人员说：“苏联只有一个生意人——柯西金，如今都不知道跟谁谈了……”
专家们认为，柯西金超强的工作能力不仅是“斯大林式锻炼”的结果，而且得益于他经常从事体育运动。他年轻时是个古典式摔跤运动健将，列宁格勒的冠军，划皮划艇已经是年满七十之后的事情了。他还打排球，经常步行（休假期间在山里走）。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卫士们回忆道：自从妻子1967年去世后，他开始在办公室里多逗留一段时间。往往他回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别墅或者列宁山上的官邸时，几乎已是夜半更深了。
勃列日涅夫：“尚未恢复知觉”
“今天上午10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尚未恢复知觉，着手工作……”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脍炙人口的笑话中的一句，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苏联公民对当时领导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几位总书记工作作风的态度。而一切都是从勃列日涅夫开始的。其实，他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担任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之初，一点儿也不算老——才57岁，按照苏共中央的标准，还属于“娃娃”的年龄。但另一方面，离正式退休年龄也就是两年多一点，可当时谁又能想到这些呢？斯大林也好，赫鲁晓夫也好，都是70岁以后才“下来”的，他勃列日涅夫哪点比别人差呢？
勃列日涅夫的工作日安排，即便在他精力充沛时，也同赫鲁晓夫或柯西金有着明显的差别。上世纪70年代初，他的起床时间不是6点或者7点，而是8点半。这样一来，他到达克里姆林宫或老广场的时间就有可能拖到十点。对于那些给勃列日涅夫来电话的人，秘书的回答都是：“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正忙着呢。”上午的觉可睡可不睡，至于午睡嘛，“午饭后睡上一个半小时。他还年轻着呢，也睡。”（卫士语）顺便说说，早睡和午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勃列日涅夫夜间睡眠不足带来的后果。早在1960年代末，他就对强力精神药品上瘾，从多睡丹开始，经常换药。后来他就患上了真正的“麻醉品瘾”。
勃列日涅夫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可以坚持工作至晚上9、10点钟。后来离开办公室的时间愈来愈早。要么是晚上7点半（后来从70年代中期开始，成了6点半）去看冰球比赛，要么是9点半回别墅去看“时代”节目。再后来甚至会在午餐后走。勃列日涅夫看机要邮件都在晚上，有时候直打盹儿，只好留到次日早上再看。晚上处理公文也是在65岁至67岁之前，后来因为劳累就取消了，留到周末去位于扎列奇耶的别墅处理。
看来，详细讲述勃列日涅夫的“接替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并无特别的意义。他们当上国家的第一号人物时，已是病入膏肓。安德罗波夫至生命垂危时仍然具有智力，尽管最后几个月是在中央临床医院领导国家，当然也就谈不上名副其实的“工作日安排”。
关于契尔年科的话题更为沉重。他仿佛是以自己的公开露面来表明他尚未去世。1985年3月，千百万苏联公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行将就木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克林姆林宫主任医生恰佐夫院士在回忆录中写道：“康•乌•契尔年科于1985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前夕的电视讲话成了虚伪的登峰造极之作。为了让人民看到他们的领导人，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将奄奄一息的康•乌•契尔年科从床上拖下来，让他坐在摄像机的镜头前面。我至今为我医生生涯中的这一刻感到羞愧。后悔当初没有特别阻止，我当时相信直播必将在民间引起同直播组织者的期望适得其反的反应；直播将再次显示我国领导人身患疾病，这是一小部分苏联领导人并不承认，确切地说是不想承认的。”
活力四射的戈尔巴乔夫
在多年“病夫治国”之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位新领导人年轻得出奇：54岁零9天。据贴身卫士回忆，“在勃列日涅夫多年病痛和半睡眠状态之后，突然出现了一座活力四射的火山。他工作到夜里一两点，赶上起草文件，早上4点才上床睡觉，总是七八点钟就起床。洗漱，游泳，早餐。9点一刻至9点半去克林姆林宫上班。他往吉尔牌轿车右边的后座上一坐，工作日就开始了。就在车上，他边写边念，加上记记号。他让我接通某某人的电话，相对较短的一段路程，他已经同两三个人通了话。从进门到办公室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交代忠告和承诺，一秒钟也不停歇。他给军人、非军人提出具体而明确的建议：同谁谈，谈什么，特别注意什么，什么要坚持，什么不一定坚持，向谁问好等等。讲话简练而准确。”据卫士观察，戈尔巴乔夫的确干得很多，至少在数量上：“整年都在开夜车。有时候大汗淋漓，仿佛刚刚从酷热的车间里出来，有时甚至换掉湿透的衬衫。晚上十来点钟回别墅成了家常便饭。”卫士做了个比较：“两位总书记不仅不一样，简直就是完全相反。工作上，特别是在晚年，勃列日涅夫把许多问题都托付给自己的战友。戈尔巴乔夫则什么都在手边，移动电话、车载电话，甚至在车上也打电话，不浪费时间。那位是许多事情都不知道，许多事情都记不住，这位是什么都在自己脑子里。休息时则什么都掉了个个儿。勃列日涅夫喜欢飙车，在森林里或者雪地上寻找受伤的野兽，在风暴中的海面上长时间游泳。戈尔巴乔夫年轻力壮，休假时则过着平平淡淡、枯燥无味的生活。”
（编辑：崔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