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文人风骨:笔杆子》 ，刘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
“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章太炎是个怪人，也是颗福星。他大部分弟子都跟着乃师很沾了一些光。不过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人多少年里一直在走背运，这就是刘文典（叔雅）。他原在陈独秀麾下教书，后来陈独秀走了，北方的军阀来了。世道一变，他就走了。
那时候“北伐”功成，南方气象一新，诸省皆大兴办学之风。安徽也办大学，叫安徽大学。那时省会在安庆，安大也就设在安庆。安徽的大学当然要请安徽人做校长，可是他们不敢请陈独秀，又请不来胡适之，就请来了姚永朴、丁绪贤们，其中就有刘文典。刘做的是文学院筹备主任，代行校长职权。他虽是个读书人，办学却很有一套，相帮着就请来了许多名人，学校就很是有些样子了。唯一让人不放心的是当时学潮太盛，学生们动辄罢课，当局极为敏感，这让刘文典很是为难。是时，有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某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当晚，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王某因此得救，对刘感恩不已。对于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径，刘极为愤慨，顶撞道：“大学不是衙门！”这句名言不胫而走。
这时，蒋介石刚在南京坐稳，于是莅临各地视察工作。安庆离南京和武汉都实在不远，又岂能不去“亲自指导”？于是和有关方面打过招呼后，他就兴冲冲地往安庆去了。那时，安庆刚闹过学潮，影响很不小，安大当然尤其有份。于是蒋介石在安庆时，特地指名要视察安大，可是校方几次都拒绝蒋的“训话”。有人说，这不太好吧。刘文典就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几经折腾，蒋终于如愿。可是，到安大一看：学校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只有几个瘦骨伶仃、土里土气的仆役旁若无人地洒扫着、劳作着。此地竟完全没有预想中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蒋介石风风火火多少年，何曾受过这样的冷场！更何况是在这么个小地方，这么个小学校！念及此，蒋介石大为光火。顺手招呼个员工，恨恨地说：“来人，把你们校长找来！”
不多时，一位瘦骨伶仃的瘦子过来了。来者一袭长衫，破旧不堪，油迹斑斑。扣子也两扣三不扣的，衣服实在是邋遢潦倒得不成样子。娘希匹，就这鸟样子，也配当校长？素来讲究仪容的蒋介石很是光火，就问：“你就是刘文典？”
来者不以为然地说：“你就是蒋介石？”
对方大怒，训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声反驳起来，于是大吵，大闹，没完没了。这个说你学风不整是学阀，那个说你是新军阀！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蒋介石大怒，大手一挥，刘文典就被送进大牢。
刘氏入狱，全国呼吁一片，四处声援。刘氏家人急得团团转，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到南京去求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一班人。他们都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老领导，有话好说。蔡元培等立即求情，分别致电蒋介石，好话说了一箩筐。
经过各方艰苦努力，这个瘦子总算是活着出来了，条件是“即日离皖”。刘文典满腹怨气，他就是受不得这口气。直迄后来，他还得意地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他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他也不敢动手打我。”
但无论如何，他是在那边呆不下去了，或许只得再度北上。北方好歹有阎锡山，有冯玉祥，有张学良，封疆大吏，割据自雄，国民党鞭长莫及，那儿的空气是要宜人一些的。说来也巧，这时原蒋介石的秘书罗家伦正在清华做校长，立即邀刘文典北上。几经诚邀，刘文典终于北上，落户清华园。他开始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过日子，做学问。
然而，不管怎么说，经此一役，刘文典确实是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也打出了名气，他开始大大地有名了。从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个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乃师章太炎闻之颇为高兴。（这师徒二人真是大有意思，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他的老师做过孙中山秘书，他也做过孙中山秘书；他的老师怒斥过袁世凯，他也顶撞过蒋介石；他的老师先是搞政治，而后做学问，他也如此。）章老先生大悦，赠联一副，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他的同门鲁迅也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博士”当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二
刘文典是名人，来了清华还是名人。很多学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刘教授。开学了，上课了，课表上排的是刘文典大教授的课。许多人慕名而来，早早地在那儿候着了。门口一阵声响，进来的却是个穿得脏乎乎的半旧长衫的又干又瘦的小老头儿，憔悴得可怕。他和大街上要饭的并无两样，全不像一般清华教授那样的洋气潇洒。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亦全无壮年人模样。——这小老头儿，就是刘文典吗？这就是顶撞蒋介石的大名人么？他们打退堂鼓，许多慕名者已经预先准备好失望了。等他一开讲，众人才确信原来这果然就是那位和蒋顶撞的刘某人。
此人毕竟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留学日本几年下来，他已然通晓英、德、日、梵、波斯等多种文字。刘文典和他早年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一个样，有一肚子好学问，也有一肚子大脾气，而且其貌素来不扬：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面色黧黑，目光浑浊，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当年在北大如此，到了清华，还是如此。
课堂上，他的声音总是尖锐而无力，如饥鼠寒猿。因为体弱，他总是坐着上课，双眼半眯，而后开口。然而，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已经不敢置一词。正是这瘦骨伶仃的人，成了清华园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有时候，他彻夜用功，第二日上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但学生们却因此更加钦佩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儿子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性命。刘文典大恸。自此颓废不已，沾上了烟土。饶是如此，他仍在吞云吐雾之余继续用功。为了让国人了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了解日本的文化背景，他彻夜译书。书是一章章弄出来，人却一日日瘦下去。当他翌晨出现在课堂时，已然步履凌乱。“诸位，很抱歉，我已经没力气再说话了。”他歉然道。学生闻之一惊，知道缘由后立即谅解了他，而且当堂鼓起掌来，掌声雷动。
在清华园里，他总是拖着一件破旧的及地长衫，像小脚女人一般挪动着小碎步，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极少开口，非得遇见熟人，他才轻轻哼一句。
刘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和很多同侪一样，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新文学，自然也瞧不起白话文作家。他很少说话，但讲起《圆圆曲》、《典论?论文》，如数家珍一般，旁征 博引。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轻视作家的情绪。
他的爱好之一，就是骂人，而且颇为刻薄。当人们问到他对某某作家的看法时，他总是撇撇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敷衍一阵，最后却总要说一句：“文学创作不等于学术研究的能力！”然而很“不幸”的是，他不是在北大国文系，而是在清华国文系。那时候的清华国文系是最新潮的，内中多的是白话文作家，除了闻一多，还有朱自清，当然更有杨振声、俞平伯。这让刘文典很是恼火。还好有个杨树达，更有个陈寅恪，可以让他刘某人平一平怒气。
到了西南联大，还是财大气粗的清华来当家。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当然也仍然是很新派的。自此，白话文的作家是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不算，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他来气的是还来了个沈从文。刘文典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后来沈从文升教授的时候，刘文典还是老大不情愿，说：“我是他的老师，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那我应该做什么！”
三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一九三九年上，他推出了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了学术界。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其余半个……”其余半个呢？这就不好说了。
除过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 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 ：“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课堂上，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风流，此之谓也。
其实，刘文典性情枯涩，除了读书治学，他只爱好一口云腿（云南火腿），一个云土（云南烟土），人称“二云居士”。清华迁到云南后，当地盛产的云土，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饥不择食。有一次，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为其母撰墓志。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闻、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这可好，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
刘也着实不客气，大闹起来。陈寅恪也帮着说情，无果。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联大”解散时，闻一多遽然下世，他刘文典还活着。别人都回清华、回北大、回南开去了，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料不成，这一窝，他往后就要在这里打发余生了。
建国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全国大禁鸦片，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后来，为响应政府号召，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他开始改抽“大重九”。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不少学生趁机揩油，一边和他搭讪，一边就摸他一根烟。他瞥见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意。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直到去世。
（编辑：文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