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日记》（徐时霖整理，三联书店2013年5月），从徐铸成先生1947-1966廿年间的日记中选取了7个年度大部分日记，略见在这些重大关节点上的进退出处，内心活动，可窥其丰富经历之一斑。

1957年在他一生中是一个转捩点。据编者注：1957年6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指示《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和徐铸成公开决裂，限期把徐铸成弄臭搞垮。徐铸成随即受到批判。

而恰恰在这之前不久的3-5月，徐铸成受命率团访苏一个多月，那一期间徐的心态和思想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毛泽东提名徐铸成任团长

看1957年保留的《访苏日记》，从3月27日入境到5月8日出境，历时44天，一天不落。他担任团长的这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如按1949年以来的惯例，是应由一位中共新闻官员做团长的，像他这样的党外人士，一般只能任副团长。有史料称，组建中国新闻代表团时，原定团长林朗，时任中苏友协副总干事，俄文《友好报》总编辑，自然是中共党员，论党龄、职级当团长恰如其分。后来据说“经毛（主席）同意”，团长换了徐铸成，破例了。我参加了这个团，当时听说，是毛泽东提议而不仅是同意，大家并不感到诧异，因为3月上旬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徐铸成受到毛泽东接见和表扬，毛说每天早起不是读《人民日报》，而是先读《文汇报》，不过好像强调的是《文汇报》的“花鸟虫鱼”，算作多样性吧。

徐铸成一到北京，当晚林朗就来看望他，“谈团内工作，闻林兄因事不去，为之怅然”（引文皆出自日记，下同）。徐铸成对这次换马，应该是大体清楚的，他接着在3月24日日记中说，“领导上决定以我为团长，如此安排，使我感奋、遑遽，我一定要将工作尽力做好，不负党对我如此的信任”。

同时配了两位副团长，一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徐晃，跟东道主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是对口单位，另一位是俄文《友好报》副总编辑卢竞如；徐晃老延安，卢大姐则1931年即赴莫斯科学习了，他们分任临时党支部正副书记。如果说团里有什么思想政治工作要做的话，徐铸成完全依靠他们，特别是徐晃。后来兵分两路访问时，徐铸成曾在日记中感叹，可惜徐晃不在这一路。其实并没遇到什么大问题，不过是大家出访久了，有些散漫，他提醒一下不会碰钉子，但他大概觉得尽是些总编辑，老党员，不好意思说，客气惯了。到后来总结时，真的大家一致认为此行从团领导到每一成员，彼此十分团结。就是说在一个只有十二名团员（另有译员二人）的团里，徐老这个当团长的，也没有一点跋扈专权，更不要说想夺党的权了。

我眼里的文汇报

在团里我是后生，1949年才进入新闻这一行，但对徐铸成并不感到陌生。少年时我就是上海《文汇报》的读者，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因为《文汇报》上批评过他，愤而不让图书馆订阅这家报纸，当时传为笑柄，可谁也没核实过。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文汇报》确实比各家党报都显得活泼，以至“活跃”。

1957年2月，《文汇报》选登美国女作家、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等于把“内部参考”的读物公开了，至少揭开帷幕的一角，涉及了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阴暗面。我这次看此书的注解，才知道《斯大林时代》部分章节的选登，缘于范长江的推荐。在徐铸成的胆识后面，有他1930年代《大公报》老友、名记者、老党员、社会活动家范长江的支撑。1949年后，长江曾任新闻总署副署长（署长胡乔木），人民日报社社长，现在已改行去搞科委工作，但徐铸成甫到北京，就接到范的电话，也还是说斯特朗书稿的事。看到这里，我不禁为他们的真诚友谊，为他们老报人的“职业病”（关心天下大势和一心以飨读者），更为他们后来的厄运而感慨。

中苏两党关系微妙

行前我出差刚回来，连忙补听了毛泽东2月末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录音，录音效果不大好，我也不能完全听清湖南话，得其大意而已。这时距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已一年有余，对那次以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即揭露斯大林问题为标志的党代会，中共已以同年4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出回应；还有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主张，特别是9月中共八大主旨报告、新党章和有关决议中避免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批评了个人崇拜，强调了集体领导，也可视为间接的回应。

其间由于苏共二十大这一惊天动地之举，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引起波澜动荡，尤其是秋天波兰、匈牙利两国发生严重事件后，中国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态度比之春天的一论做出微调。苏联对中国的反应更加密切注视。1957年开年后中国的动态亦为苏联舆论所关切，似乎连军队文化干部陈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质疑“双百”方针的意见，苏共报纸也报道了。两党关系进入微妙状态。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此时在国内处于尚未定稿的阶段（定稿6月19日才由《人民日报》发布），大约只有提纲送达苏共中央，还没有听到苏方的反应。但将近一年来，苏联舆论对“双百”方针的质疑，却早有所闻。而我们这个记者团，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第一个中国的新闻代表团，官方色彩极浓，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待遇，不仅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个人隐隐的心病，也是我们于新闻敏感之上更应具有的政治敏感。

总之，说白了是有些互不放心，因此不免要互相试探吧。

苏方热情相待

当然首先看主方对客方的重视程度，在这个层面上，老实说无可挑剔。相形之下中国客人的暗自计较，倒显得有些小气。

举例说，一到莫斯科，当晚代表团就应邀参加克里姆林宫为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暨苏匈联合声明签署仪式，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以至徐铸成日记中说，“来即遇此盛会，甚为荣幸”，“卡达尔在出场时，看到我代表团人员，特趋前握手，可见他如何重视中匈友谊”；这说得不错，去年10月事件时中国政府也赞成苏军介入，支持了赫鲁晓夫和卡达尔。

又如在红场游览的日程，苏方提议由代表团向列宁斯大林墓献花圈，据说，过去只有政府代表团才这样做，无异于提高了这个记者团的规格，“可见苏联同志如何重视我们这个团了”。

从接待外宾的人情之常来看，既然请客人来，当然尽量热情细致地招待，没有故意冷遇、制造不满的理由。在莫斯科住苏维埃旅馆，在列宁格勒（今恢复旧名圣彼得堡）住伊斯托里亚大饭店，到各加盟共和国，也都是住最高级的地方。下榻莫斯科第一天，徐铸成就发现他的房间“甚华丽”，说是彭真住过的。

伊尔库茨克未挂斯大林像

苏方的接待确实煞费苦心。我们飞入苏联领空后，第一站是在伊尔库茨克停留加油，日记隆重记下一笔：“机场悬列宁、布尔加宁、毛泽东三像。”不再挂斯大林像，我们完全理解，一个多月间，接待人员绝口不提斯大林三个音节，同样也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者是忌讳，后者是避免争议吧。1959年刘少奇在重要文章中强调“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绝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针对的就是苏方舆论中对“双百”的质疑和指责，属于后话不提。

一出机舱，天气尖冷，匆忙中也没顾上辨别这三大幅标准像是为欢迎我们挂的，还是一直挂在那里迎送往来于中苏之间的旅客。

为什么挂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像，而没有同时挂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像？我们用在中国习惯了的逻辑就解释不通了。到莫斯科后，是由外交部和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而不是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总编辑讲话，我们才多少悟出，这次来访，是由苏联政府出面邀请，那么，连同挂像是不是说明苏联还多少注意到党政分工呢？并不会因为强调政府色彩以示贬低规格吧？

打消疑虑

随后的一系列接待，打消了中国客人围绕“规格”的疑虑。

4月4日晚，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在他的公寓家中设晚宴招待我们。伊利切夫和徐铸成都在频频敬酒干杯中有些微醺，如徐在日记中写的：“宴会在由衷的热烈气氛中进行……伊利切夫说我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并说他已有三十五年党龄，愿为介绍人；我非常感动，我说我希望立即成为（中共）党员，并写信告诉他。”可惜后来伊利切夫得到的却是不祥的信息。他本人则官运亨通，历任《真理报》、《消息报》总编辑，苏共中央书记，是赫鲁晓夫时代意识形态主管之一，又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任外交部副部长，参加过中苏边界谈判。

在充斥公共话语或简直是外交套话的场合，这一答对就是私人性质话语的极致了。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无论是拜会有关部门和各个同业，或到基层企业、名胜古迹采访，到处是人手一稿，照本宣科。倒是到各加盟共和国，同官员和群众（当然也是有选择的）多了些个别接触，随机的交谈，日记中记下一些苏联人对中国，对中国人，对中共和对毛泽东的看法，都属正面，看来却是由衷的：

（4月13日，里加）“（拉脱维亚）文化部长和我倾谈。他说，他自己在1922年就参加革命，领导一支部队和资本主义作战，其中有一个排是中国人，所以，他和中国同志的战斗友谊很深。他说，中国有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实在是幸福，毛泽东同志像列宁一样谦虚。……又说，他自己对中国党的‘八大’文件一再学习，觉得非常深刻，特别有四点是十分重要的：一，党的群众路线；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三，对个人崇拜的分析批判；四，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按：指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当然是非常英明的办法。”

（4月21日，巴库）“中国党倡导的谦虚，对苏联人民印象很深。在莫斯科时，《真理报》总编辑撒切可夫和《消息报》总编辑古平在我说要虚心向苏联学习时，他们一再强调要相互学习，说中国同志的谦虚态度，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斯大林诺，一位《顿巴斯矿工报》的记者说，在外国在此实习的人员中，中国同志成绩最好，因为他们谦虚而踏实，他说，中国同志谦虚朴素是特点，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在巴库，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在欢迎我们的时候说：阿塞拜疆有句谚语，结满果子的树是向下垂的，真正有了成就的人才最谦虚。昨天在古班村，一位农艺师也说了这样的故事，说只有空无所有的树枝才张牙舞爪地向着天。”

徐铸成认为：“这些话，都可以反映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印象，的确，我看苏联人民也比以前谦虚多了。”在顿巴斯遇到来访的中国煤矿代表团，这些与苏方业务交往较多的人说起此行的突出印象，“一是苏联人民真诚与中国友好，在‘再论……’发表后尤甚，他们向矿方要材料，只提一两个题目，他们就说，不要念下去了，什么都给。第二是苏联人民比过去更谦虚了。”徐铸成也在团里提醒大家，在各加盟共和国，我们也要注意谦虚，小国比大国在这方面更敏感。

苏方盛赞中方的谦虚

而此行与苏方接触中，话题这样集中到“谦虚”，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比如《真理报》和《消息报》两位总编辑早就称赞中国的谦虚，徐铸成却是直到后来在各地、在基层听人反复这样说，才回忆起来，笔之于书。看来这与苏共二十大有关。

（4月26日，列宁格勒）“我们看了不少列宁工作和休息的地方，看了许多有关列宁的文件，最突出的印象列宁是艰苦朴素的，是善于接近群众的，是非常谦虚的，斯大林不及列宁，以致犯错误的地方，主要就是不谦虚。”

在二十大向世人揭露斯大林问题以后，与铁托等人提出个人崇拜（后改译“个人迷信”）的根源在于体制的立论相区别，苏共的宣传高举列宁的旗帜，意在引导人们对列宁时代，对列宁个人品质和风格的重温。于是，对比列宁的谦虚，指责斯大林的刚愎专断就如我们曾指的李自成、洪秀全似的，都乃“骄傲了”，“不那么谦虚了”，或斯大林1930年代批评别人时说的“胜利冲昏头脑”之过。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的思路，苏联朋友十分注意中国党在他们二十大以后召开的八大，恰恰是毛泽东在田家英替他起草的八大开幕词中，有一句流传遐迩的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而中国留学生和实习人员在苏联表现的谦虚谨慎、艰苦朴素，认真刻苦的学习，在苏联朋友那里，自然也依传统的思路，归于党和领袖的教育之功了。

回避斯大林问题

（4月18日，索契）“讲到斯大林，苏联各地对待他的态度不一，有的照样摆着他的照片，有的已没有了。一般说铜像等都还照样保存着，在列宁斯大林墓前，常常排着几百人的长龙，这也不是偶然的。但苏联同志对我们谈话，绝少谈起斯大林，我们自然也避而不谈。”徐铸成一早写下这段日记，至三时午饭后，“出外散步，附近有一斯大林广场。中间原拟造斯大林像，现改建列宁铜像，已落成。准备（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揭幕。”4月24日在斯大林格勒的列宁运河边上，就撞见斯大林铜像，“这像实在大，仿佛比雍和宫的大佛还大得多。这也可见当年个人崇拜的厉害，但在今天参观时，苏联同志对此像只字不提。”

在主客双方回避了斯大林问题之后，徐铸成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言，一般集中在三点上，即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热情，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以及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

（4月17日，索契）“离莫斯科后，即未看到（中文）报纸。……据说，这几天报纸上最吸引人的消息，是伏罗希洛夫到北京，欢迎甚盛。我们在宴会时一再提到此事，为中苏友谊进一步发展而干杯。”“还听说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在《真理报》发表了，苏联人民非常重视。”

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我们那时对毛泽东这一讲话，也止于“重视”而已，谈不上理解。至于其初稿和定稿间的变化，其中的奥秘，在定稿发表前还一无所知呢。

反思苏联报道的片面性

四十天行程，已经过半，徐铸成开始考虑写报道的事。“一定要打起精神，愉快地完成此一段出国任务，这是很难得而光荣的任务，一定要给朋友以好的印象。一定要多了解一些东西，以便回国好好报道，特别着重报道苏联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不要入宝山而空手回去。”

为此，他还翻看了1953年一个中苏友好访问团写的书，除肯定内容充实外，他“认为也有些缺点，就是把苏联天堂化了，只强调苏联进步发展的一面，对于他们现存的困难和胜利的过程，谈得很少”。徐铸成参观顿巴斯矿井时，在巷道内高低走了几公里，两三百米长的掌子面（采煤工作面）最矮处必须爬行，深有所感：“由于过去对苏报道的片面性，因此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今天苏联工人农民的劳动不怎么艰苦了。以采煤而论，我们国内以为苏联工人每天只要坐了电车下井，用联合机采煤，非常舒适。其实，我们在顿巴斯所见，采煤工人的劳动还是很艰苦，劳动条件还要继续改进。农民一般的生活当然比我们好得多。大城市的建设很快，但房子问题也到处紧张，供应赶不上需要的情况也还到处可见。”在这里，徐铸成实际触及了新闻报道中真实性和宣传性的矛盾。这在随后不久的反右派斗争中，是与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一脉相承的。

徐铸成日记中还有随手记下的观感，却并不限于一时一事的思考：

（4月23日，巴库）“在斯大林逝世前，各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大都是俄罗斯人，近年已有改变。但残余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还存在着，如昨晚的报告由俄人做，而报告节目也用俄文。葛里高利耶夫（按：为苏方接待人员）在对我们的谈话中，也时常流露瞧不起小民族的情绪，这些方面也需要努力克服。”

像这样的议论，到了不久后的反右派斗争中，是会认定为触犯毛泽东关于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其六为有利或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而目为右派言论的。

想的还是办好报纸

5月上旬这几天，来往莫斯科列宁格勒间，也能看到国内报纸，陈泉璧从人民日报记者站带来国内的消息，说中央最近表扬了《文汇报》，批评了《人民日报》（说还不及《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北京报纸）。这引发徐铸成在日记里写了一些有关办报的感想，提到苏联的《真理报》很死板，于是说在向苏联新闻界学习的同时，“如何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如何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版面这些，必须根据本国的具体社会特点，人民喜爱的特点，以及每一报纸本身的特点，创造性地适当安排和计划。”

他进一步论证个人的办报主张，“这方面，不必向苏联亦步亦趋，正如苏联人民的饭菜，和我们的饭菜绝不可能一致。彼此的习惯和喜爱不同，问题只在我们的饭菜都是有营养的，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并不都是先进的，即使他们是好的，也不适合我们的要求，等于他们的鱼子，我们不一定喜欢吃一样。”

徐铸成“归心似箭”，其实所思所想还是围绕他的办报业务：“上面这些意见，我回去想好好考虑考虑，写一些文章，争鸣一下……争鸣争鸣，对于改进我们的报纸工作相信是有好处的，我应该在这方面多发表些意见。”他似乎要“争鸣”了，但从这里看不到他要与党争夺新闻领导权的迹象，更与后来威权人士说的什么“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云云毫不相干。

但与权威人士的时局估计不同，这位一心要改进报纸工作，首先是自家《文汇报》，以期不负表扬的迂夫子，不可能预见到“事情正在起变化”，他想的只是怎样让版面更加生动活泼，吸引更多读者爱看。五一前夕，他看了大使馆带给他的一个多月的《文汇报》，“觉得非常亲切”，“（报社）同志们的确很努力，内容有很大的改进，尤其是周扬同志的谈话和关于伏罗希洛夫同志到北京和上海的消息和新闻处理，很有特色，中央的嘉奖是完全有根据的。”他太想在千篇一律的报纸风格中凸显“特色”了，这也许是“风必摧之”的缘由之一吧。

对“生动活泼”的误读

到了5月6日，已是归国前夕，徐铸成连夜看了三天的《人民日报》和一天的《光明日报》，直到凌晨三点才睡。“党中央已发出整风通告，一些机关已开始整风，国内的政治思想高潮已经热火朝天了。看了上海文艺界、北京大学、科学院等的座谈记录，的确许多知识分子都把心底的话说出来了。这一下才真有可能百家争鸣了，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伟大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力量，发挥一切智能把我们的国家很快地建设起来，党中央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强大的……生动活泼的国家。‘生动活泼’非常重要，我看，苏联由于它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革命发展的道路也和我们有所不同，加上斯大林晚年的个人独裁作风，今天虽已在改变中，但总使人觉察到，苏联什么都好，就在这四个字缺少一点。”接着，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说，“今后报纸也必须更多注意生动活泼的一方面，要有思想性，同时必须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在这方面，今后要多发挥力量，多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但恰恰是围绕这个“生动活泼”，徐铸成陷入误读，于是他的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了反党，他的创造性就成了反动性。毛泽东的“经典式”论述中，对于要建立的社会，表述为“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集中，纪律，统一意志，才是民主、自由、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前提。想想吧，徐老夫子为了突出生动活泼，竟把作为前提和主导的“集中”“纪律”和“统一意志”划入了省略号，这不是一厢情愿吗？

我相信这不是故意曲解，只是一种类似“各取所需”的“断章取义”罢了。这样的误读，在对于从1956年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1957年对由此引申出的“大鸣大放”的欢呼鼓舞中，我们不是已经见到不止一例了吗？

怀疑苏方热情不够

但在国际交往中，则难免会有一些从不尽信任而生出的揣度。也是在五一节前夕，晚八点，“徐晃同志把我叫醒，同志们都来，说根据李何同志的估计，是否苏联方面对我们热情不够，是否可以主动要求早日回去。”事隔半个世纪，我已完全不记得当时李何何所据而云然。李何早在1950年就与夫人瞿独伊一起到莫斯科创建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站，任特派记者，时任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在中国，可算是位苏联通了，他必定从一些什么迹象有所感触。

好在当晚接待方就来商谈日程，坚持要我们参加5月7日全苏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开幕式，而这次会议十分重要，赫鲁晓夫将在会上作有关调整工业体制的重要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苏方希望我们一定参加，也是表示此行接待的一种高规格。于是关于苏方对我们热情不够的怀疑就冰释了。

尽管我们参加这次高级别重要会议，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听懂，我们也不可能继续采访和报道这一专业性很强的新政措施。徐铸成留在日记里的，却有一条有趣的见闻：“大会表决比我们简单，问是否同意，大家一举手，问有无反对，没人举手，一两秒钟就解决了。”徐铸成是全国人大代表，他是对比中苏两国的表决程序而发此言的。但今天细想想，如果一般满足于全票通过，那么，也许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是不是又节省各项资源，又避免了形式化的走过场呢？

参加了五一节盛大的红场阅兵和群众游行后，徐晃从大使馆汇报回来，说使馆“大体同意我们的估计，即（苏方）留我们是重视的，我们要做好后十天的工作”。

赫鲁晓夫接见

5月7日晚，中国新闻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也来了，他的中文讲得很好，而且有一个中式的名字，叫贾丕才，是从俄文全名“米哈伊尔·斯捷帕诺维奇·卡皮查”中的姓氏“卡皮查”谐音变化来的（他多次出任驻华外交官，后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一再问徐铸成苏联有哪些缺点，我想，老夫子虽迂，他也不会把日记里写到的，什么不够“生动活泼”啦，“《真理报》太死板”啦等等和盘托出的，日记里没有详写。但记下贾丕才说的一个笑话，说的是中国文化界都熟悉的塔斯社名记者，也在《真理报》任过领导职务，又是致力于中苏文化交流有年的罗果夫，因罗果夫近年发福，大腹便便，故说他“已经多年不会自己穿脱皮鞋，他不照镜子，就看不见自己的腿”。其实徐老在这里做了点净化和雅化，因为我分明记得，贾丕才当时用流利的汉语说的是：“他要站到镜子前面，才能看见自己的鸡巴！”这样的不拘形迹，可入《世说新语》了吧？

5月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大厦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他就徐铸成所提问题畅谈一小时四十分钟。他说到已为毛泽东将在当年秋天的来访准备了热烈的欢迎。我方自然表示将把他的口信带给毛泽东主席。

这一来，中国新闻代表团的访苏之行，就显得功德圆满了。当晚，有我们所多次强调希望一乘的图—104大飞机航班（不必一站一站停下加油，但当时不是天天有航班），可不经伊尔库茨克直飞北京。我们当机立断，就赶往机场了。

在这之前不久，徐铸成在日记里表达过一个想法，为了能回到上海，稍事休息，就腾出手来写访苏报道，因此私心希望人代会不要在5月里开。这个愿望实现了，5月间直到6月上旬他都不必去开会。他的长篇报道在《文汇报》连载了。刘克林同样精彩的长篇报道，也分章节在《大公报》上发出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第一枪的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9日，就如本文开头引用的，柯庆施对《文汇报》党组发出了把徐铸成弄臭搞垮的指示，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辟栏大字标题刊发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在这个7月间到北京来参加人代会时，已经身陷重围，不容分说了。

《徐铸成日记》于1957年只收了“访苏日记”，到那年5月13日为止。

徐老已于1991去世。刘克林、丁九先后于1966和1969年自尽。这个以徐铸成为首的代表团其他成员徐晃、卢竞如、张又君、邵红叶、罗林、陈泉璧、唐平铸也都不在了，远在新疆的富文，前几年曾听到他的消息，他1957年时44岁，今年该已百岁了。两译员王器、张莹也都年逾八旬。因读这部日记，想起当时情景，心情复杂，说不清楚，不多说了。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