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21日晚9时半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

    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

    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

    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

    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