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武士》日本1954导演：黑泽明

    半个世纪以来黑泽明一直是东方世界电影业中令人高山仰止的标志性人物。日本、伊朗的导演们一直游离于好莱坞式的工业流水线型电影制作的全球化之外，以小成本制作反映人性深处的主题而著名。而黑泽明可以说是其中的始作俑者和最杰出者，在他的作品中朴素、深刻和震撼往往能够奇妙地交融在一起。在我们的眼球日益充斥着好莱坞式的以金钱堆砌起来的珍珠港式的狂轰乱炸、角斗士式的人山人海、拯救大兵瑞恩式的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之时，黑泽明仅仅用七个武士和四十个土匪，加上一群庸碌、胆怯、自私的农民，就演绎出一场气贯长虹的完美战争。在我们逐渐相信了罗马假日式的一见钟情、泰坦尼克式的患难与共、黄色丝带式的矢志不渝之际，黑泽明以一对夫妇和一名强盗在不到半天时间中的命运交错，就揭示出所谓忠贞爱情的虚妄与脆弱，所谓善良人性的阴暗与猥琐。以小博大，神乎其技也!黑泽明的死，意味着东方电影精神偶像的幻灭。

　　黑泽明式的战争，人物不多，武器简陋，场景粗糙，但却是关乎道义，关乎生死存亡的残酷战争。其展现的一次次战斗场面惊心动魄，恢宏跌宕，同时，其性格刻划、人性披露与人道关怀却又那样丰满、细腻，具有一种令人颤栗的动人的温柔。日本民族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力图追求一种残酷的完美，不管这种残酷是对他人还是对自己。在他们心中，关心的是信念和理想的完整无缺，而对外界对他人的关切、影响和反映则被其赋予较低的权重。他们可以为其他人献出一切甚至生命(例如天皇)，但是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为天皇献身这件事本身符合其固有的信念和理想。日本人是极端理想化和顽固化的，这客观上正是造成其他民族灾难的根源。

　　黑泽明的电影没有喜剧。即使某些影片中出现了个别喜剧人物(如《七武士》中的菊千代)，但基本上也是以悲剧收场，或者根本上无损于影片的悲剧基调。这绝不是偶然。日本人喜欢樱花，但是认为欣赏樱花的最佳时机在于樱花开始凋谢时，于残缺中欣赏花之美。虽然中国也有“饮酒宜半醺，赏花宜半开”之说，但也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享受其生机之美。而日本民族似乎对死亡之美、对衰败之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偏好。日本的建筑结构也似乎是迎合居住者在忧郁、萧索、消沉等态度下的审美观感。日本人之所以好斗，战斗无非是他们进行自残或者伤害他人以满足自己审美情趣和观感刺激的一种方式而已。据说在日本关于性虐待的A片特别好销，恐怕也不是偶然。

　　黑泽明的片子充斥着欲望的张力，其中的人物往往被内心中无法了解的疯狂所驱使并毁灭，表现敏感而激烈。爱欲、性欲、权力、征服、倾慕、羞耻、惊诧、恐惧、绝望等微妙、敏感、颤动不安的主观情绪得到无休止地放大，最后又全部归结为破坏和毁灭。影片中无与伦比的光影世界，好似观众似曾相识的梦境。人物看似歇斯底里荒谬骇人的行止，在其中却显得惊人的合乎逻辑和情理。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即黑泽明的片子是日本人集体无意识的凸现，是日本民族理想梦境和荣光的某种程度的表征和宣泄。

　　“最毒妇人心”这句中国俗语在黑泽明的电影里成了普适性的规律。不狠毒就不是女人，至少不是典型和纯粹的女人。不论是《乱》中以一己力量毁灭强大的秀虎家族的女人，还是《罗生门》中撺掇奸污自己的强盗杀掉自己丈夫的女人，都与我们平日印象中日本女人谦恭温驯的闺秀碧玉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黑泽明电影中永恒的谜团，是黑老有意识而为之，还是无意识的表露?这反映了黑泽明对女人是恨极生爱，还是爱极生恨?如果这是黑泽明对日本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维度里的客观刻画的话，那人性就太可怕了。

　　为什么日本人民族性凸现的黑泽明电影会受到世界范围内的追捧和喜爱?除了其超凡入圣的摄影技巧外，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片子深刻地刻画出人性的弱点、残酷甚至狰狞(虽然在不多的场合下也偶尔显露一下人性的光辉)。人性是相通的，因此日本人的民族性也是其他民族或多或少具有的。在世俗浮生里备受压力的生活中，不经意间被黑泽明手中的利剑陡然刺破人性的伪装，在惊出一身冷汗后忽然感到莫名的紧张、惆怅、舒畅和愉悦的交替，当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黑泽明的电影中充满了绝对和纯粹。其中的人物也无不是绝对和纯粹的。他们完全按照自我的意志行事，可以为之抛却生死。他们往往是孤独的，但他们并不寂寞，因为有近乎顽固的理想信念的支撑。武士为自己的名节，农夫为自己的财产，女人为自己的欲望。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但他们并不畏惧，因为无论战胜或战败，还是既战胜又失败，都无损于其人性意义上的惊人的完整、优雅和崇高。《七武士》结局处山岗上四座武士坟上的寒冷刀光，游荡耳边的悲伧乐曲，以及残存武士那句富有禅意的“胜利是那些农民的，我们又失败了”，无不折射出导演对于日本民族独特性的感悟。

（编辑：崔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