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三十年，是1840年至今一百七十年间最具复杂性的一段历史，其他时间段的历史，观者容易各自站队，捉对儿厮杀，这段历史却很难站队，而且一不小心就会站错，站在自己反对的一方却没有觉察。张灏先生把1895年至1925年的大约三十年时间（他也有1895年至1920年初大约二十五年的说法），称为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思想文化常是政治的先声，如果从政治的维度来看，1898年至1928年是近代以来最为剧烈的政治转型时代。仅仅三十年时间，就历经了从帝国到民国再到党国的三个阶段，还穿插着一段疑似军国时期。
梳理清末民初三十年的历史，殊非易事，戊戌维新、清末新政、民初共和、联省自治、以俄为师，每段历史都有无数文章可做，也有无数纠纷。所以，1928年7月，章太炎曾表示：“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拏，未尝有信史……”（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不要说三十年，仅是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事件到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或至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么一百天左右的历史就充满各种疑问。
关于这段历史，有一种为各方共享的标准叙述，即革命党推翻满清政府，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不仅传统的教材这样说，已经更新了知识结构和研究范式的学者也会沿袭这种观点。在宪法研究上很有造诣的张千帆先生，在《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中谈到满清政府，是“色厉内荏”、“丑恶狰狞”，谈到袁世凯，是“见风使舵”、“老奸巨猾”，认为“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开了武人干政的先河”。这些褒贬过于鲜明的描述，与书中涉及宪法理论的冷静分析形成鲜明的反差。
历史学者马勇先生在《晚清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里讲到同样一段历史，认为其中“不仅有孙中山的襟怀坦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也有袁世凯的勇于担当、郑重承诺，更有大清王朝满洲贵族集团执政团队特别是隆裕太后的深明大义，断然决定”。两位学者可能政治观点并无冲突，但对同一段历史的评价却是截然不同。
可以说，至今为止，在公众层面甚至在历史学科以外的专业读者层面，“清末民初无信史”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尽管辛亥百年前后的众多历史读物试图校正这种现象，不过是杯水车薪，其中范福潮先生的《清末民初人物丛谈》就是被忽略的一本。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或许没有太多新鲜史料和新鲜观点，讲述的内容在一定范围内已是“常识”。这本书有很多缺点，尤其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问题重重，引文时常没有出处，有时把“转引”改成“直接引用”，却没有核对原文。比如《孙中山回国》一文频频引用《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仅在三处文字后注明出处，有的不注明出处，有的改成直接引用，第153页孙中山与《大陆报》记者的谈话注明出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580至581页，隐藏了从《孙中山年谱长编》转引的事实，如果查对《孙中山全集》，就会发现这段谈话出自第580页。
《清末民初人物丛谈》没有沿用南北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呈现了南方内部的各种分歧，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湖北和江浙的分歧、孙中山和宋教仁的分歧……通过这种分歧，可以看出民初共和的程序问题，避免把袁世凯或者“国民性”当做“替罪羊”，也避免道德评判，比如称袁世凯“见风使舵”或“勇于担当”。沿着书中呈现的草蛇灰线理解那段历史，虽不中亦不远矣。
革命党总是被等同于同盟会，但在同盟会之外还有光复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在同盟会内部也有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同盟会本部之分。仅以同盟会与光复会为例，两者有人员交叉，都主张武力推翻清廷，却存在严重的对立。后来的国民党，几乎把武装反清的功绩都归功于自己，很有“窃取革命果实”之嫌。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回顾同盟会成立不久，三民主义“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举例为证的第一位人物就是徐锡麟。但徐锡麟未曾加入同盟会，只是光复会成员，他在被审讯时，曾被问及是否受到孙文教令，徐锡麟的回答是孙中山何许人也，怎么能给他发号指令（《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7页）。
范福潮对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关系做了简要的梳理，不仅指出孙中山和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恩怨，还指出在辛亥时期的上海，同盟会的陈其美如何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对抗，分别成立沪军都督府和吴淞军政分府；在浙江，光复会的陶成章试图担任浙江都督，后被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同时提及在广东，光复会的许雪湫被同盟会的胡汉民缴械，随后死于非命，但此段描述比较简略，一笔带过。不过，书中讲到章太炎因为未获满意职位，于1912年2月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扬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不确，中华民国联合会在1912年1月成立，“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在1911年年底即已出现。当时章太炎致电武昌谭人凤，称：“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孙中山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589页）。
从武昌首义到南京建国，南方的权力重心发生更迭，这种更迭常被忽略，仿佛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年湖北和江浙之间围绕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有过反复拉锯：先是湖北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汉，接着是江浙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随后江苏都督府代表和浙江都督府代表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再次邀请各省代表到上海，决定只要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可开议。这也就意味着，江浙制定了一个自我合法化的规则。
在书中，范福潮讲述了临时大总统之前的大元帅之争。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首次会议。后在湖北的抗议下，联合会迁至武汉，每省留一名代表在上海负责通讯联络。12月3日，联合会在汉口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在选举临时大总统之前，鄂军都督府为中央军政府；12月4日，留沪代表却另行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此举在多个方面违反程序：一是留沪代表没有选举大元帅之权，二是有些投票者并非联合会留沪代表。湖北最初要求江浙取消大元帅。由于湖北和江浙战事发生一逆一正的变化，湖北方面汉阳失守，江浙方面光复南京，联合会随后又迁至南京，考虑到南北正在议和，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随后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大元帅。
关于南北议和，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谈判众所周知。但是范福潮提醒读者，南北之间有多个沟通渠道：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幹以私人代表身份和黎元洪建立联系；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等在北洋军和湖北民军之间斡旋；段祺瑞派廖宇春、夏清诒和黄兴委派的顾忠琛进行谈判；此外，袁克定也派朱芾煌与上海方面联络。在南北议和中，唐绍仪是去武汉还是去上海，也经过一番拉锯，唐绍仪先是赶到武汉，后来又转往上海。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话语权非常有限，实际具有决定权的是汪精卫等，便于孙中山直接控制。南北议和中还有一个灵魂人物，上海惜阴堂的赵凤昌，此人与各方均有交往，孙中山回国后第二天就去了惜阴堂。2009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十卷本《赵凤昌藏札》，或许奇货可居，定价七千两百元。
书中用了四页篇幅讲述刘承恩、蔡廷幹和湖北方面的对话，颇值得回味。蔡廷幹自陈在美留学期间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旧制度与大革命》，亲身感受过多次总统大选和地方选举，倾心民主制度，但又认为中国需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再过渡到共和制，理由是“政治制度根植于环境、习俗、民情和人性”。最近大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进入中国的时间很晚，1992年才出版第一个中文译本。看到蔡廷幹在一百多年前谈及此书，不免有些意外。遗憾的是，作者没有交代这段对话的出处，查找距离这段文字最近的注释莫里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相关页码，也没有找到。
12月29日，南北和议决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意味着，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留待国民会议决定，虽然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从程序上说尚处于未定状态，但就在同一天，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既违背了联合会此前达成的“缓举临时大总统”共识，又违背了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的南北和议，在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里表示：“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这与其说是就职誓词，不如说是辞职誓词，保证民主共和之后，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
为什么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很难用众望所归解释，那不过是孙中山、同盟会以及国民党的自我描述。革命党具有浓厚的会党意识，习惯于“打江山、坐江山”。早在1895年那场未遂的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就和杨衢云因为谁担任兴中会会长即未来的合众政府大总统而产生冲突。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陈少白，回忆此事时强调孙中山的“高风亮节”，称他不愿争权夺利，虽然当选会长，还是让给了杨衢云。但黄宇和先生在《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三联书店，2012年）里认为这是虚构故事，同时指出：“在民主法治社会，当选人如果不愿意干下去，只能辞职，让选民另选贤能而绝对不能把位置私相授受。”孙中山让位杨衢云的说法，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说法如出一辙。虽然广州起义在辛亥革命之前，但是陈少白的这段回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一统江山之际产生，似乎受到国民党的辛亥叙事的影响。
（编辑：崔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