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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用诗句记录下的犹太人厄运
时间:2016-07-15来源:凤凰文化
莫非又要从头开始? 莫非我,一个兄弟, 还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砸碎偶像? 莫非我必须种植语言, 而后等待, 直到它结出 我祖先的 葡萄和杏仁? 开什么玩笑? 长着八字胡的诗歌的大……

莫非又要从头开始?

莫非我,一个兄弟,

还要像亚伯拉罕那样

砸碎偶像?

莫非我必须种植语言,

而后等待,

直到它结出

我祖先的

葡萄和杏仁?

开什么玩笑?

长着八字胡的诗歌的大哥呀,

你在宣布什么?

是不是要说:我的母语

行将就木?

[……]

劳你大驾,告诉我一声:

语言在哪里倒下?又躺在何方?

是在哭墙那边吗?

如果是,我就要走到那里,

像一只狮子,

身披愤怒的猩红色,

张开口,

把这即将死灭的语言吞下去,

而后抬头,吼叫

唤醒世世代代。

这是一首纪念二战时期犹太人大屠杀的诗,作者为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20世纪最重要的意第绪语诗人之一。1941年至1943年,苏兹科维尔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亲身经历了那场屠杀。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受害人和见证者,出席纽伦堡军事法庭。1946年2月17日,苏兹科维尔即将从莫斯科出发时,在随身携带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就要出发去纽伦堡了。[……]这次旅行把什么样的责任加在我肩头,我心知肚明。我祈祷着,愿那些牺牲者的亡魂能通过我的词语诉说沉冤。我要在法庭上讲意第绪语,别的语言我一概不接受。我要用被告们企图消灭的语言来控诉他们。让我民族的语言,让我母亲的语言响起来吧,让世人都能听到它,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被这种语言击垮吧!它会在纽伦堡的法庭上胜利,获得永远的荣光。

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1913年生于白俄罗斯的斯莫尔贡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躲避战祸和德国占领军对犹太人的迫害,苏兹科维尔的父亲举家东迁,侨居于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几年后死在那里。1922年,苏兹科维尔的母亲带着他返回欧洲,落脚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那座城市属于波兰。据苏兹科维尔的翻译者拉结·厄代尔(Rachel Ertel)说:“当时的维尔纽斯号称立陶宛的耶路撒冷。那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18世纪著名的拉比以利·本·所罗门·扎尔曼就是维尔纽斯人,被时人尊为‘维尔纽斯之光’。而时至现代,犹太工人党的兴起,也是发生在1897年的维尔纽斯。至于西奥多·赫茨尔,更是被维尔纽斯的犹太社团奉为民族复兴的预言家。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二十年间,维尔纽斯是犹太世界的文化重镇。也正是这座城市,决定了苏兹科维尔的命运。”1941年6月,德军占领了维尔纽斯,不久在城中设立了犹太人隔离区,将包括苏兹科维尔在内的犹太人,全都驱赶进去,用饥饿和暴虐折磨他们,并且定期进行屠杀。

 

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用诗句记录下的犹太人厄运

在维尔纽斯隔离区,产生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不顾到处进行着的毁灭,在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对自己的作品是否会留存下去,他们无法抱有任何希望。他们的诗,很多因正在经历的苦难而发,带有一定的纪实性。然而,他们的写作风格却经常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明显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笔风迅疾,意象衔接突兀而狂暴。苏兹科维尔就是这些青年诗人中的一员,他的写作从进入隔离区的第一天即已开始。1941年7月,在一首题为《隔离区的第一夜》的诗中,他写道:

隔离区的第一夜——坟中的第一夜。

“往后就好了。”我旁边的人安慰说,冲着

躺在地上的那些绿色的冻僵的身体。

 

帆船是否会沉没于土地当中?

帆船正沉到我身体下边,只有它的帆,

破碎、纠缠、被人践踏着,还露于表面:

躺在地上的那些绿色的冻僵的身体。

 

被吞噬,直到脖子根儿——

在我头上是一截长长的雨槽,

蜘蛛网把它绑到一堆瓦砾上。摇晃的砖

带着血肉的碎片,从墙上拔出来,

在蜂房中嗡嗡作响。没有人。

 

以前,在这条雨槽中流淌过另一种雨水,

甜蜜、温柔、有些孩子气,被母亲们祝福着

收集到桶中,像是收集云朵的奶水,

用它把女儿们的发辫洗成幸福。

而今天,再没有母亲,没有女儿,没有雨。

砖头还在废墟中嗡嗡作响,

带着血肉的碎片,从墙上拔出来。

 

夜。黑色的毒汁流动。我是一束麦秸火把,

被最后一个火星儿背叛了,泯灭在深渊中。

我的姐妹们——潮湿的瓦砾与潮湿的风,

无声无息地,将她们粗糙的温柔贴住我的嘴唇,

又从我的心灵上扯下我褴褛的骨头,

就像从蝴蝶身上扯下蛹。那截雨槽

悬在我头上的虚空中

一滴滴排放着它黑色的毒。

 

忽然,每一滴都开始眨动。而我是

光明万丈的眼睛。像一只捕捉光线的鱼篓,

被蜘蛛网捆缚的那截雨槽

变成望远镜。我在它光滑的长颈中游泳而过。

视线团聚,融合成往日的光,那是

我的城市的星,那么近,那么活跃而温柔。

在这些星星中间,有一颗属于祈祷,总是它

在安息日完成母亲的絮语:“愿一周吉祥。”

 

我很平静,再没有什么可以摧毁我。我应该

活下去,因为这被祝福的星因母亲而存活。

隔离区时代的苏兹科维尔,在写诗时经常触及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暴露。隔离区的人们每日处于监视之下,生活完全外化,内心生活的任何权利都被剥夺。在《隔离区的小提琴手》一诗中,苏兹科维尔这样写道:

人像镜子一样生活,

对自己在干什么毫无知觉。

血在石头上闪着光,

却不知道这就叫血。

纳粹的暴力是一种向往大一统的暴力。它不仅残害每一个人,也要摧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种族主义的仇恨觉察到被害者也有一个家时,它通常会变本加厉,强迫被害者从他的亲人身上,预先品尝一下死亡的滋味。

苏兹科维尔的母亲和儿子都死于隔离区。1943年1月18日,苏兹科维尔写下《我的孩子》一诗,哀悼他出生不久就夭折的儿子:

出于饥饿,

或者出于极度的爱,

——你的母亲会作证的——:

我想把你吞下去,我的孩子,

当我感到你小小的身体,

在我手指间渐渐变冷,

就像是握着的一杯茶,

从热变成冰。

到了1943年7月,苏兹科维尔又不得不写诗,哀悼他的母亲。这首无题诗,是苏兹科维尔的杰作:

隔离区的街上,摇摇晃晃拉过去

一辆装满鞋的大车,鞋上仍然保有

刚才还穿着它的一只只脚的温度。

大屠杀的礼物!在其中,我忽然看到

母亲的一只,已被她穿得这样破旧,

咧嘴的鞋窝儿里,吐出血染的舌头。

我在后边跟着车奔跑,我高声哭喊,

我想把我当成祭品,献给母亲的爱。

我摔倒了,跪在地上,狂乱地亲吻着

那只鞋留在地上的还在颤抖的灰。

默念着母亲的名字,这层神圣的灰

被我拂起,当作一道护符,抹上额头。

在我泪水蒙蒙的眼睛中,所有鞋子

都变成母亲的鞋。高举的双手落下,

无力地合拢,像是要揪住梦的空虚。

那以后,我的良心是一只扭歪的鞋。

1943年9月,维尔纽斯隔离区被纳粹占领军清除,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大多被遣送到离城不远的帕内里艾集中营,遭到集体屠杀。就在清除行动实施之前,苏兹科维尔得以和妻子连同几位朋友,从下水道逃出城。这段经历,后来在1948年写进他的史诗《秘密之城》中。逃出城外之后,他们在森林里被抗德游击队搭救,并且参加了这支队伍。1944年春,由于苏联著名作家和记者爱伦堡的干预,苏军派出一架飞机,将苏兹科维尔从立陶宛接到莫斯科。其后苏兹科维尔跟随红军作战,在1944年7月解放维尔纽斯的战役中,他是最先攻入城中的士兵之一。

在纽伦堡法庭出庭作证之后,苏兹科维尔曾短暂地旅居波兰和巴黎。1947年,他移居特拉维夫。从4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苏兹科维尔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叙事作品,很多与维尔纽斯隔离区有关,成为“受厄”见证文学的最重要作者之一。鉴于他在以色列乃至全世界的巨大影响,《纽约时报》曾把他誉为“犹太人大屠杀最伟大的诗人”。他用意第绪语写成的《维尔纽斯隔离区》,1945年就已发表,1950年开始被译成西欧语言,是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不可绕过的一种参考。

维尔纽斯在二战爆发前有六万犹太居民,这些人中只有几百人在战争后生还。苏兹科维尔随军进驻维尔纽斯不久,曾给爱伦堡写过一封信:

我是在维尔纽斯给您写这封信。两个星期以来,我在它的街巷中不停地游荡。我们埋在隔离区的那些文化宝物,我都已挖掘出来妥善保存。我也去了帕内里艾,那里没有一个人,只剩下灰。人们把万人坑中的尸体挖出来,重新火化。人的灰的颜色是灰的,有点儿发粘。我把这些灰集了一小袋儿,放在身上。那也许就是我的孩子或母亲。

 

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用诗句记录下的犹太人厄运

纽伦堡审判

在维尔纽斯,苏兹科维尔接到纽伦堡法庭的传票,让他以“被屠杀者的代言人”的身份,出庭作证。1946年2月16日,他先到达莫斯科,接受初步的取证。对当时的情况,他在八十年代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曾做过如下追述:

我一到莫斯科就立刻被领到一个三千多人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专门负责调查波兰和立陶宛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有意把情况往轻里说一些,因为实话实说我怕没有人会相信。

听证会之后,苏兹科维尔旋即被派往德国,他取道柏林,于2月22日到达纽伦堡。在纽伦堡法庭的正式审判中,自己的证词该如何陈述,苏兹科维尔事先做了详细的准备,再没有把事实往轻里说,也没有丝毫的夸大其词,因为他现在是要面对凶手,当庭对证。从莫斯科到纽伦堡这段日子的各个关键时刻,都被苏兹科维尔记到一本笔记上。笔记共十二页,后来发表于80年代,题为《我在纽伦堡审判上的作证》。

纽伦堡法庭的取证工作,开始时进展缓慢。2月25日,苏兹科维尔在笔记中苦闷地写道:

我能出庭作证的机会越来越小。到明天,苏联方面的起诉就要结束了。在是否让我出庭这件事上,看来是有不少阻力的。

然而就在同一天,情况急转直下。同一页笔记的下面一段,口气已经完全不同:

啊!刚才,斯米尔诺夫检察官来找我。我明天出庭作证!可是必须要讲俄语。我能不能过这一关?能不能毫无差错地完成我的任务,给历史、给我的人民一个交代?这只有上帝知道!

接下去的三页笔记是一天写成的,题头上标着:“1946年2月27日,星期三,12时45分,纽伦堡,在法庭上。”任何读这三页笔记的人都不能不感到震撼。开始的一段这样写道:

我在纽伦堡法庭上要做的证词做完了。此刻,在我的嘴唇上,还灼烧着我刚才向全世界、向后来人说出的那些词语。

由于法庭的要求,苏兹科维尔不得不用俄语作证。然而在开始陈诉的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对俄语掌握自如,而这种感觉在他是前所未有的:

算上检察官斯米尔诺夫上校提问的时间,我一共讲了三十八分钟。毫无疑问,是上天把俄语放到我的嘴里,将句子一个接一个排列出来。

几行之后,又有一段补叙:

苏联方面的斯米尔诺夫检察官曾找我谈过一次话,跟我解释我这次出庭作证的意义。他说:“您是第一位犹太裔证人。您应该以几百万死难者的名义来作证。您要向世人讲清楚,法西斯是怎样屠杀您的同胞的。”他走后,这个责任就把我的整个思想都占据了。出庭前的两天我彻夜未眠。我看到母亲赤身跑过一片雪地,热腾腾的血从她被刺穿的身体里流出来,流到我房间的墙壁上,包围了我。

而讲到开庭时的场面,笔记上这样写道:

那个名叫马歇尔的美国宪警把我领进法庭。我看到我面前三米远的地方是被告席,样子像一个关押恶魔的笼子。那一刻,我的恐惧忽然消失了。我真真切切地明白了,这一次的胜利者是我,是我在指控,而不是他们。

纽伦堡审判的过程被拍摄下来。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兹科维尔作证的场面。他登上证人席,开始申报身份;在发言作证之前,他忽然停了下来,什么也不说。那短短的一刻沉默,是包含了千言万语在其中的。

 

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用诗句记录下的犹太人厄运

本文摘自《谁,在我呼喊时 :20世纪的见证文学》,[法]克洛德·穆沙,李金佳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

(编辑: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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