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欢迎来到 · 视点印象网
文学您的当前位置: 主页 > 文学 >
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汉语的纪念
时间:2017-09-04来源:凤凰网
编者按: 2017年,距离波德莱尔逝世已经150周年,《恶之花》发表已经160周年,这个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和这部被誉为法国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

编者按:2017年,距离波德莱尔逝世已经150周年,《恶之花》发表已经160周年,这个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和这部被誉为法国“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的作品,打破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美”与“丑”的认知,更是无疑在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将文学与思想带入了一个新的维度。自此,象征主义兴起、现代派文学正式出现,西方文学与思想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

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否定性人生体验”所描绘的正是当时众人包括自己心灵的阴暗与病态。波德莱尔把社会的病态诉诸笔端,在他诗歌中用忧郁、无聊、悔恨、烦恼、痛苦堆积成的现实,正是众生溃疡的心灵,而这种描述在当时的时代体现出一种大胆的反叛精神。反观当下的东方,赵寻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汉语文学与思想最暗昧的时代,然苟不深思其故,其夜将无尽头。那么,波德莱尔对于当下的汉语文学与思想又有何深意?

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汉语的纪念

文|赵寻

我承认对波德莱尔《论现代生活的英雄》有点偏爱……

但“英雄”一词,易生误解。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有人看见“英雄”的波德莱尔在巴黎街头,肩背火枪,手上散发着硝烟的气息……但这并非“英雄主义”:他“枪毙欧比克将军”以捍卫共和的豪言表明,这不过是对继父(欧比克)的仇恨,而夺回母亲的爱情所意味着的东西(回到原来的家庭、重新作孩子),比“男子气概”也还要少些。

“忧郁”则更是滥调。首先,我们面对着无数个波德莱尔:一个二流的、后期浪漫主义的波德莱尔,一个性喜自我妖魔化与廉价惊悚效果的、后现代的波德莱尔,一个渎神的——或反过来,自甘为宗教工具的、神秘主义的波德莱尔(要知道,J. D. Maistre[麦斯特]、E Swedenborg[史威登伯格]也已终于来到了汉语)……每一个波德莱尔都宣称有其美学,有其“忧郁”。而且,如果忧郁只是某种个人感觉,而不包含着超越感官限度的企图,不包含着对灵魂功能的吁请——也即是说不包含着崇高(这是波德莱尔一再提及的),那就不过是某种疾病(抑郁症),或某种更为一般的情绪(忧愁、悲伤、哀悼)罢了。无论同情与否,它们都只与“忧郁”连带相关。

而“忧郁的英雄主义”,试图说出,波德莱尔所指的“现代生活”与此前时代的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境况和遭遇的、特殊的不幸之处。从波德莱尔的角度看去,这一特殊不幸的实质无疑在于:必须依靠自我进行拯救的前提,以及一切都只具有瞬间真实与意义的现实——而仅此一点,就对其后的“英雄主义”给出了限制:它只是一种个人限度内的英雄主义,并须拒绝此前任何以普遍、永恒之名存在的英雄主义——否则就连那瞬间的价值,也要不保。

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汉语的纪念

波德莱尔

1857年《恶之花》出版以来,波德莱尔的“读者(和兄弟)”们都知道,他曾援引弥尔顿的权威,把撒旦作为男人气概的楷模。但与其把永不沉沦、绝不自绥的抗争,说成是对恶魔的赞美,毋宁更应看成对自我作为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救赎(一个绝望的“恶魔”)的警醒。按T.S.艾略特的说法,这不仅不同于锄尽善、恶边界的自我放纵,反而具有在绝望中寻求拯救的“原始基督教的意义”(《论波德莱尔》)。

实际上,也正是在《论现代生活的英雄》中,波德莱尔才说出了他对一切业已消失的、普遍的英雄主义(“伟大的古代传统”)的看法:“这伟大的传统是什么?无非是古代生活的使人感到习以为常的理想化。那是一种坚强而好战的生活,人人都处于自卫状态,因而产生了严峻的行动的习惯,养成了庄严或暴烈的举止。此外再加上反映在个人生活中的公共生活的排场。古代生活代表着许多东西,它首先是为了悦目而存在的,这种日常的异教作风对艺术大为有利……”(郭宏安译)尽管,我们几乎就要看到,异教英雄对古代生活的赞美,正是波德莱尔用以肯定现代生活的理由(并非“先例”),他却立即宣誓了他对现代的真正骄傲:

“在一切以生理欲念为目的异教生活中,我们见不到让·雅克那样的精神自杀”!

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汉语的纪念

让·雅克·卢梭

“让·雅克(·卢梭)的精神自杀”!在这里,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或非宗教的古代生活,是否只“以生理欲念为目的”已非关键,关键的是让·雅克·卢梭的精神自杀(这也是他因为听信误传)!波德莱尔真正引以为傲的英雄主义,仅仅是精神!仅仅精神的自由抉择!在这精神的照耀下,一切当下的偶然、瞬间,甚至包括缺陷、丑恶——用他接下来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创造的说法:“现代性”!——它们无不显露出一种“新的、特殊的美”。在其映射之下,即使荷马史诗中的完美英雄,也无非侏儒。

但这一辉煌的精神主义,并非尼采“强力意志”的某个早期版本(波德莱尔反对异教、不信超人);他与启蒙主义的关系,与他庶出的浪漫主义的关系,尤需新的维度才能理解。瓦雷里在《波德莱尔的位置》之中提出,把浪漫主义作为前提(!)的古典主义原则,及其极简派的定义,都令人击节:“古典主义者是自身包含着一个批评家,并将其与自己的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段映虹译)而其效果,则绝不仅仅摧破了使思想/文学蒙尘的风格化定式,且从根本上一举揭示了1857年波德莱尔精神的秘密:

那是一种旨在超越的自我沉思与自我审视的倾向,倾向于对一切“自然”的产品进行修正和纯化,并慎思明辨其中的善/恶、真/假、优/缺,制定秩序,确立结构、转化直觉、廓清混沌……由此,我们将更自然地感受波德莱尔作品的黑大理石雕般的质地、更清晰地发现其自我分析与自我完善的特征、更自信地肯定其结构的完整……总之,肯定其古典信念“与对人和艺术的一种清晰和理性概念,是相符的。”这与时下对本雅明“浪荡子”或伯曼的“大街上的现代主义”的学舌,几乎有云泥之别。

然而,波德莱尔的古典主义,也许真就是让人“想到古典主义”而已(仍来自瓦雷里:《波德莱尔的位置》)。置身于复辟时代伪古典主义的乌烟瘴气之中,复活真正的古典有作为双重敌人的风险(另一个敌人,是浪漫主义。)因而必须放弃考虑激活已死的古典的徒劳,转而寻思:离其死尸而去的古典的灵魂,与一切真正的创造的原初情景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这一同一性关系,也作为钥匙,指向对诸如上帝救世计划之秘密(堕落)、祝福的来临(诅咒)、至美的现身(作恶)……的解释。

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汉语的纪念

《恶之花》中文译本

因而,即使早在《恶之花》的开卷诗中,波德莱尔就指出了这一辉煌的现代精神的名字:“厌倦”!但这一“吸着水烟袋,梦想断头台”、只流过“无意的泪水”的“妖怪”(《致读者》),却可能正是那“目光平静而高傲/睥睨断头台旁围观的群小”(《献给撒旦的祷文》)的刚强英雄。在料定必败的抗争终局来临之际,虽仍不免玩世不恭打个哈欠。但,这何尝是什么“怪性情、坏脾气、纨绔子、放荡风、病态、焦躁、忧郁”……?这是以身殉道,而绝不殉于人者的怅惘、惶然、栖栖遑遑——

“送葬的长列,无鼓声也无音乐,/在我的灵魂里缓缓行。希望/被打败,在哭泣,而暴虐的焦灼/在我低垂的头顶,把黑旗插上。”(《忧郁》之四)这含泪的、爱当下胜过一切的真心英雄,他也正如那“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大忧患者,爱着所有时代。

然而,一切的大忧大患,都倾向于“不正言”的:“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龚定庵《心书》),它甚至倾向于无言。

而当我写至此处,似乎刚刚触及“汉语的纪念”的锁钥,却不得不开始了“正言、重言、卮言”的犹豫。

“忧郁的英雄主义”,本也是企图回到汉语来纪念波德莱尔的尝试。

然而,这并非那种“波德莱尔与中国(……)”的文献汇编与简述。在几乎人人羞言未曾读过波德莱尔的时代(这是否是“虚伪的读者”的另一意义?),却几乎无法找到足以呈现波德莱尔分量的文本和作家,反而陷入对一些积非成是的成见的恼怒、羞愧和叹息,这不能不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我要坦言,上述对波德莱尔的误读的弹正,并不限于中国;而那些从根底处掀起的分别、梳判,却唯因中国而起。这是我在似乎尚未谈及中国,却不删掉“汉语的纪念”,并随时准备收笔的原因。放不下,却实在只为有一个鲁迅。

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汉语的纪念

鲁迅

世间谈鲁迅的,大体喜谈尼采,谈波德莱尔的我读过而记得的不多。李欧梵先生在《上海摩登》中实证、精析,令人信服,但结论是“还未成功”,我却感觉这正如龚定庵所说“不正言”,应有他特别的用心。也许,鲁迅关注的,只是从中国的整体上获取足资与波德莱尔的“忧郁的英雄主义”相匹配的精神原则:在传统僵死、民性麻痹、下愚上诈、社会瓦解、家庭扭曲……文明普遍堕落之绝望趋势下,个体抗争的“虚妄”的希望。而如果颠倒过来,把包括城市背景、现代震惊之类的背景与修辞,视为原则(我也并不认为这就是枝节),这先就否定了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的可能。

尽管,这可能是最难把握的鲁迅,但这一依靠对他自己时代的忠诚,从而忠诚于所有时代的困境的鲁迅,也将如1857年的波德莱尔忧郁的英雄主义,使自己永获鲜活的生命。

2017.8.31于护新斋

(编辑:文硕)



免责声明:本篇文章转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本网站不负责任何法律责任。联系方式:QQ:3098026269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