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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 入园贵贵过大学学费
时间:2016-03-17来源:中国网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摄影 魏婧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性格爽朗。这位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在家乡辽阳也是红人一个……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摄影 魏婧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起话来有条不紊,性格爽朗。这位来自教育界的代表在家乡辽阳也是“红人”一个。因为平易近人的好性格,履职多年来,王家娟收到群众反映问题有两三百件。

  “小到交通岗亭的红绿灯坏了,都有人跟我‘汇报’。”她笑着说。

  曾有人为了投递信件把她家的报箱、奶箱都撬开了,她说自己能够理解,“这代表人民群众对我这个代表的信任。每一封信我都认真看过,如果在我能力范围内我都会给出回应,能力范围之外的我也会向相关人员请教。”

  大家向她反映的问题大多与教育相关,如学前教育问题、择校问题、就业问题等等。而她个人因为职业的缘故,关注点也大多在此。

  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

  多年来,王家娟一直呼吁应为学前教育立法。群众向她反映的情况结合她本人的调研结果,她认为,目前学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最多被提及的就是“入园难”、“入园贵”。

  尽管身为教育者,王家娟和她的同事们也被“入园难”困扰着。她总结说,入园难,难过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学费。

  “我现在都有孙子了,我儿子跟我说赶紧找个幼儿园。其实我孙子三年以后才上幼儿园。还有,我们学校的老师刚结婚就开始选幼儿园。”她对中国网记者说。

  王家娟在建议中写到,现在公办或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少,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办、集体办、企业办、外资办等幼儿园,社会力量办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不足, 但对这些幼儿园的承办者资格、办园条件、教师资质、登记注册、办园质量、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规范,违规办学现象时有发生。而质量好、收费低的优质公办幼儿园已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造成入好园难、入好园贵的现象。

  “我们那刚毕业的孩子,有时一个月工资就一千五六百块钱,一个孩子上私立幼儿园一个月就得接近两千多,再给孩子培养点特长,一个人的工资就没有了。”她说。

  她指出,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也对学前教育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应该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来应对。

  “多办一些公立幼儿园,哪怕不给幼师编制,签合同也行,这不也解决就业难的问题了么,还解决了学前教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而且私立幼儿园幼师也要国家派,不能说我想用谁就用谁。”

  近年来,她特别关注了幼儿园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幼师虐童事件层出不穷,却没有专门的法律界定施虐幼师的罪行。

  “虐童以后要有虐童罪,”王家娟说,“现在我们国家学前教育是没有保障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要补齐短板,这是我们最短的一个板。其实最小的孩子反而应该受到最好的关照。”

  王家娟寄希望于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保障每一个孩子有获得良好学前教育的权利,同时在受到一些伤害或者遇到不公平对待等问题时,能够有法可依地还孩子一个公道。

  “不要老把教育归类到民生里面,教育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基石。”王家娟说。

  请让独生子女烈士父母有尊严的生活

  除了教育问题,王家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请记者一定多帮忙呼吁。

  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撰写了“关于对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给予保障性扶助的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应该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优待与关照。然而,建议提交上去之后,民政部门的答复却令王家娟不太满意。

  “他们说很重视我的建议,建议把他们当作失独父母去对待。但我觉得不公平,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英勇牺牲的,待遇应该不一样!”王家娟对中国网记者说。

  2013年,在一次调研中,她偶然结识了一对年迈的夫妇,这对夫妇的独子是一名警察,15年前,在一次追捕毒贩的过程中英勇牺牲。

  如今70多岁的老两口双双体弱多病,但工资水平却很难维持家里的正常开支。

  “老两口出去洗一次澡就得花200块钱,因为需要找车接送,还得找人搓澡等等。”王家娟说。

  她了解到此事后,立即撰写了“关于对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给予保障性扶助的建议”,建议民政部门应该对这一特殊人群给予优待与关照。

  “当时民政部给我答复的时候就说这个人群比较小。我就说哪怕全国只有一个,也要出台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导向问题,因为只有烈士的父母受到了很好的待遇,他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烈士在九泉之下才能得到安慰,咱们国家才能人才辈出。”王家娟说。

  心疼老两口的王家娟,经常会买些水果、带着自己的学生帮助他们做些家务活。她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烈士精神,然而一位学生看到独生子女烈士父母的状态,竟然跟她说,“老师,当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首先要考虑到我的父母以后是否能有尊严的生活。”

  孩子的话令王家娟感到十分震惊,同时也坚定了她要为这一人群争取权益的想法。

  再次提交这份建议以后,去年,王家娟得到了卫生计生委的回复,“也跟我说,这个事我们解决不了,让走社会救助体系,我说这是不对的,就算他想走救助,国家应该都不准他走救助。”

  王家娟还告诉记者,2000年,老人的儿子牺牲时,新版《烈士褒扬条例》尚未出台(2011年7月出台),按照1980年出台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老两口一次性只拿到三万多元的抚恤金,此后便再也没有得到抚恤。

  “烈士的父母跟我说,同在21世纪,十年都没超过,为什么标准不一样。”王家娟说,“他现在雇人照顾都雇不着。我们给他买的水果,他都留着,谁来帮忙收拾屋子,就把水果给人家,都舍不得吃。”

  有时候,王家娟会对老两口说,“我也就能给你们提到这,但我会尽力的。”她说,“我们国家设立了烈士纪念日,但并不是那天纪念了,就是对烈士的尊重,对烈士最好的尊重是照顾好他的家人。”(记者 魏婧)


(编辑: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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